如果所谓的“革命派”(或称之为“改革派”)——以徐明和张海为代表的7家中超俱乐部与所谓的“保守派”——中国足协，在10月26日“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般地分出所谓的胜负的话，那么10月26日这个中国足球历史上最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之一——1987年的10月26日，由高丰文为主教练，贾秀全、马林、柳海光、唐尧东、麦超等组成的中国队在东京2：0完胜日本队，第一次成功地进军奥运会决赛圈，从而历史性地实现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愿望——就将永远被淹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了。
那样，或许会激起一种狂喜，或许会引来某种遗憾。
所幸的是，在10月26日晚8点30分这个被推迟了长达3个小时的足协通气会上，我们既无从狂喜，也无从遗憾。
就像一部谁都以为行将进入高潮的韩国或者早些年的墨西哥电视连续剧，还要继续拖沓下去一样，所谓的“革命派”(或称之为“改革派”)与所谓的“保守派”都在努力地寻找着最能够让受众愿意接受的切合点。
或许他们找到了，至少我认为，足协找到了。
孙红雷主演的《我非英雄》，之所以成为时下电视最炙手可热的剧目，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对概念化的英雄盲目崇拜甚至顶礼膜拜的时代，而且对英雄的含义有了一种或几种甚至多种更新的理解，真正的英雄至少不是某个或某几个甚至某一些野心想一举成为英雄的人。
阎世铎代表中国足协所做的一揽子讲话，虽然依然不乏以往那种八股色彩，但思路之睿智，措辞之严谨，态度之豁达，责任之分明，还是值得赞赏的。也许在很多对于中国足球现状极其不满，富于激进色彩的人士眼中，阎世铎的讲话有“缓兵之计”之嫌，但至少在四点改革意见中，同意今年中超暂停降级，表现了既“斗争”又“妥协”的策略，应该被认为是在中国足球“革命”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
即使足协无意“革命”，也是在努力寻求“改革”。
中国足球现在最大的危害未必在于它到底出了哪些问题，而在于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的，比如公信问题，比如赌球问题，比如假球问题，比如黑哨问题，比如假账问题，这些积久成患的问题不是谁“逼宫”足协在口头上或纸面上在两三天内拿出时间表就可以解决的。
无论是“革命”还是“改革”，都必须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渐进式法制化规范性地进行，这是毋庸置疑的，那种动辄以牺牲十年职业联赛的成果做代价，以资本退出相要挟，以罢赛为乐事，以耍弄“上帝”逞能事的无政府状态必须根除。
也许，我们并没有看到昔日红山口会议那样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纲领性文件，但我们坚信，2004年10月26日，中国足球进入了改革的“缓”行道。
十一年之痒，岂能一“快”了之。
真正关心中国足球，并且希望中国足球好起来的人们，应该能够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巴家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