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文章在赞颂高峰的“厚道”，其受到称赞的原因在于他的“不虚伪”，“敢于承认错误”。虽然觉得告状者很无聊，可也从没认为高峰的行为有什么值得肯定的。只一个男人该做的“承认”就招了满堂彩，在这个特定的时期里，人们的神经对于虚伪与真实已经变得多么敏感。
2004年，中国足球的历史上重重记载下这一个多事之秋。史上最乱的时期也不曾如此混乱过吧。
中超，这个甲A难产诞下的畸形儿，先天的严重不足早已将夭折的祸根深埋。场上的比赛从假到更假，从寡淡到无味；场下的观众从少到更少，从愤怒到沉默。于是，9月29日，当一向以循规蹈矩著称的辽足球员肇俊哲狠狠地将队长袖标摔在那一片绿茵场上，这一摔，“摔”着了从沉默到爆发的导火索，“摔”响了革命的号角，“摔”开了一出大戏的幕布。
所谓的“革命”一经上演，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有了联赛十年之第一场罢赛，有了13份20万字之革命白皮书，有了深圳球员的罢训，有了上海德比的群殴，有了王国林挥拳直取陆俊面门，有了张澎一路小跑追骂何志彪，有了天津光头边裁的“血染的风采”，有了大连的“2004年的第二场罢赛”，当然，还有了那份7家俱乐部联合署名的“新版公车上书”。
“革命”的大旗一经祭出，多少人为其激动不已，杨祖武与徐明们所到之处，赢得多少掌声和欢呼声。想来这段时间，为“革命”忙碌撰文的人们已经把毛选、资本论、中国革命史乃至世界革命史都研究遍了，从中择出一切为我所用的词句进行着文字的论战，其激烈程度不亚于中超赛场上的乱战。
什么是革命？哪里有革命？轰轰烈烈的一出闹剧，生旦净末丑轮番登台，都试图让中超这辆已经腐烂的大车，沿着自己的轨道行驶。虚伪的真实，真实的虚伪，一片混战之后，眼前剩下的，就只有一地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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