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红：我们究竟需要怎么样的“革命”

　　本报评论员 妙红

　　什么叫做革命，革命是一种极端行为，是在不能用常规程序完成某种目的之时，所采取的一种疾风骤雨般的行动。革命的过程是打碎，革命的目的是更迭——秩序的更迭，权力的更迭，利益分配关系的更迭。

　　中国足球是否需要一场革命，这本来是毋须质疑的，但我们不能够对任何以革命名义的揭竿而起都一呼百诺。正如当以徐明一揽子文字为标志的“中国足球革命”到来的时候，我们首先必须知道，“徐氏革命”是一种怎么样的“革命”，而在此之前我们还必须知道，中国足球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革命。

　　一、 革命本是在所难免的

　　从中国足球的上一次革命始自于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1994年中国足球猛然打开了窗口，在2002年世界杯打进十六强这样一个诱人的，却明显缺乏依据的革命目标指引下，中国足球无为地走过了十年。

　　上次革命到来的时候，我们惊诧并兴奋于一夜爆满的足球场，从延吉体育场边上的“树挂”，到成都体育中心的“雄起”之声，中国足球像一头刚刚打了一针鸡血的公牛一样，就这样莽撞地迈开了步法，但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要走到什么地方去。与中国足协一样，几乎所有的中国球迷都只有一个打进世界杯的朴素愿望，这也几乎是支撑中国足球惟一的脊梁。

　　1997年冲击世界杯的失利成为对改革后的中国足球第一次残酷击，这种打击是釜底抽薪的，以致于2001年打进韩日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虽然有过一些亢奋，但这些亢奋，已经挽救不了凋零的国内联赛。很明显，在对待世界杯和联赛的问题上，我们没有找到一个辩证的解决方法。

　　中国足协选择世界杯这个目标是因为这也是球迷的目标，但中国足协在联赛和世界杯的问题采取了“鱼与熊掌”的政策，让所有的球迷、球员和俱乐部，像轮回一般等待每一个四年一次的漫长煎熬。在这个问题上，中国足协犯下了历来僵化机构所公有的诟病，号称以职业联赛为中国足球基石的中国足协，国家队、国奥队长期占有属于俱乐部资产的球员，不惜将联赛分割得七零八落，期待以“举国体制”来完成对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冲击，但这是无视市场规律的，也回避了足球作为一个产业的所有制问题。更可怕的是，打进世界杯很大程度上更似一场赌博，血本无归之后，我们就无可回避地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崩盘。

　　毋须把问题复杂化，足球的问题就是既要鱼，也要熊掌，足球管理机构必须具有“鱼与熊掌俱可兼得”的智慧，否则，等待他们当然只有革命。

　　二、 革命不是一针鸡血

　　“徐明十三条”以及其后的七家俱乐部的“香河宣言”，以革命的名义在中国足球再一次崩盘之前的到来，和上一次足球革命不一样，这是一次自下而上的造反。“徐十三条”的出现充满了各种必备的“革命要素”，首先它是要打碎，然后它希望得到更迭，打碎的是中国足协所建立的一切秩序，然后所有权力归“投资人”。在中国足球历经了十年的死水微澜，假球、黑哨、赌球等各种丑恶现象充塞，国字号球队全线崩溃的今天，“革命”，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字眼。我们注意到，中国足球现在又像一头刚刚注射了鸡血的公牛，肾上腺极度膨胀。

　　人们被革命的字眼烫昏了头脑，支持徐氏革命的人认为，凡是反对中国足协(或称之为中国足球的保守壁垒)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中国足协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徐十三条是反对中国足协的，换言之，凡是反对徐明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拥护徐明的，我们就要拥护。我们的朋友李承鹏先生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革命怀疑论者。”李承鹏认为“革命怀疑论者”无疑于鲁迅先生笔下的“帮闲”，而“中国革命缺乏的就是胆敢第一个跳出来造反胆敢丢掉脑袋的人，但不缺在刑场边上伸长鸭颈了围看的麻木观众，更不缺……在革命者脑袋落地时还发出‘哄’的一声的卫道士。”

　　但必须为此做出一个诠释，革命不是引经据典，何况对于中国足球的革命，姑妄之我们称其为“革命”，而其实是一个产业结构变革以及所有制改造，我们如果把一个产业的革命上升到社会革命的高度，那是我们对革命的曲解。而把对“徐氏革命”的怀疑和支持，相提并论于维新变法与流血革命的区别，那更是我们对革命的无知。

　　革命不是一针鸡血，注射之后一路狂奔，我们就可以到达光明的彼岸，我们有必要对每一次以革命的名义降临的行动做出自己的甄别。让我们也来一次引经据典吧——当阿Q高喊“革命了”的时候，我们是否也立刻用筷子将头发盘起来呢？我们得到的可能就是阿Q的一大哄：你也配革命？

　　三、 衙门与寡头都是革命的对象

　　我们丝毫不否认我们是“革命怀疑论者”，说到底，我们不是怀疑革命，我们无非是怀疑“徐氏革命”，因为在我们看来，衙门和寡头都应该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必须解决一个对象问题。

　　这里出现了一个革命资格问题，这个问题曾经被讥笑为“革命还需要资格吗？”革命的确是不需要资格的，当一个人的革命觉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他就会起来革命，包括革自己的命。问题是，“徐十三条”是准备革足协的命了，但他准备好了革自己的命吗？

　　我们把中国足协称之为足球衙门，是因为这个机构和中国足球一样积弊太深。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年，还有足协这样一个性质模糊、效率低下的机构存在，的确是一个奇观。

　　我们已经说过，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如果也称之为革命的话，是中国足协自上而下的一次革命，这次革命解决了中国足球必须走市场化、职业化道路的问题，但十年来，中国足协没有能够解决职业道路究竟应该怎样走下去的问题。并且，在中国足球水平裹足不前的同时，职业联赛畸形发展，中国足协由一个身兼政府部门和社团法人双重身份的机构，还成为了一个盈利机器，作为全国足球行业的管理机关，却还经营着由职业足球俱乐部投资建立的职业联赛，这是十余年前国家就已经在着手解决的政企不分的问题。中国足协也许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自己经营职业联赛的理由，为了实现国家队、国奥队在世界杯、奥运会上突破，占有了职业联赛的大部分利润。换言之，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举国体制”，但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中国足协成为革命的对象，是不需要太多理由的。还不用说，中国足协在经营联赛、管理国家队乃至整治足球社会环境方面，都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但是，中国足球畸形的现状，包括假球、赌球、贿赂成风诸多丑陋，是中国足球界所有人都必须承担责任的，这里面，足球俱乐部难辞其疚。从“渝沈假球案”，到“甲B五鼠”；从龚建平受贿案到时下的帮派体系，俱乐部以及它的投资人、管理人、球员教练，都不是一句“革命”就可以推得一干二净的。

　　诚然，我们同意李承鹏先生所引论的“革命者往往是从旧的堡垒中出来，因更清醒地认识到旧堡垒的罪恶，才有革命的自觉性和彻底性”，但是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徐氏革命”是否准备革自己的命。“实德系”和“张海系”这两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徐明和张海的“旧的堡垒”，但对于这个堡垒，“徐十三条”不仅只字未提，反过来派系的批判者在某些“革命派”的眼中，却成了革命的“反对派”和分化者。这种态度不应该是真正的革命者的态度，对衙门的革命是革命，对寡头的革命同样也是革命，只有同时革衙门和寡头的命，才是彻底的革命派。

　　让我们来看看眼下的联赛吧，北京国安的罢赛我们姑且当做过去时，大连实德与四川冠城的5比1、辽宁中誉与四川冠城的3比6、大连实德与上海国际的0比4，诸如此类，请原谅我使用一个过激的语句——这就是阳光下的罪恶！“革命阵线”的人们告诉我，革命就是从大乱到大治，中国足球现在还乱得不够，革命派就要再先添些乱，王国林追打裁判，张澎追打裁判，还有昨天下午在大连人民体育场，林乐丰再次制造的混乱。但我们却要问：“革命派”究竟要革谁的命？

　　不是有一个人站出来对我们说“革命了”，我们就以为革命时代已经来临，请注意，甄别革命和伪革命是我们的权力。

　　四、 我们究竟需要怎么样的革命

　　“徐十三条”公司章程里已经很清楚的表示，中国足协无论是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事业法人、社团法人，它都不能在未来的“中足联”占有一席之地，更不用说进入股东会、董事会等决策机构。也许在“中足联”的未来框架里，中国足协控股的福特宝公司或其他公司可以以参股拥有席位，换言之，在俱乐部向中国足协讨要联赛产权的同时，中国足协由于历史形成的产权要求也被一并抹杀了。这不是尊重事实的做法，即使与拥有英超“金股”的英足总相比，中国足协在未来的中国足球联赛中，沦落成为一个“帮闲”，这也必将是一个足球笑话。

　　中国足球的革命可以是一次权力的重新洗牌，也必须是对利益的再分配，没有人可以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中国足协集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监督权一身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这应该成为共识。但对中国足协的革命不是人身消灭，因为这不是“阶级斗争”，我们的明天，我们不希望看到另一个叫做“中足联”的新的垄断机构，同样对职业联赛的所有、管理、经营，监督高度集权，这才叫做穿新鞋走老路，换汤不换药，受到损害最终还是中国足球。

　　我们同意，不革命，毋宁死。可究竟需要一场怎么样的革命，不是“徐十三条”可以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