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的小说《烟》里，包特金这样说：我忠于文明，这个字眼纯洁而神圣，其他字眼如“人民”或者“光荣”，都有血腥味儿。
其实，文明这个词也未必不血腥。革命也是“纯洁而神圣”的字眼，它的对立面就是反革命的。目前，国安和大连实德掀起的这场风波被冠以“革命”的称呼，沿袭的还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
职业联赛与足协管理有一层冲突，表面上看，是职业联赛要挣钱，足协要成绩要国家队出线。其实，足协何尝不想赚钱，各俱乐部老板之间就没有利益冲突吗？有人借用足球打企业的知名度，有人借用足球要搞好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但各俱乐部和足协现在能达成“改善中超竞赛环境”这一共识，正是基于他们有一个不矛盾的利益诉求：联赛要挣钱。
俱乐部是老板的资产，这一点没错，但各俱乐部联合起来搞的联赛，经营权怎么就落在足协手里？足协可以搬出“体育法”或者“管理条例”来证明其处罚球队、行使管理权的合法性，但其领导权是怎么来的？是各俱乐部将经营与管理的权利让给他了吗？还是他借助原有的官僚系统获得的当然权利？北京国安和大连实德等几支球队只有退出中超联赛另起炉灶，其行为才有点儿“革命”的意思，他们现在的做法，只是告诉足协：我质疑你获得权利的合法性，但我也准备在现实面前妥协。这一点，老板们很清楚，革命的时机还没有到，但不趁这个机会折腾一下也可惜，大的进步总是由小的折腾而来。
旧有的体育官僚系统是这样的：汽车是归汽车运动协会管的，篮球是归篮球中心管的，高尔夫球是归小球中心管的，足球当然是归足球中心管的。现在老板们的意思是：我们出钱搞足球，足球就是归我们管的。双方争夺的是对联赛的控制权。
多年前有个评剧叫《夺印》，说的是苏北的小村子，管理权被一帮坏人占据了，何书记来到这里发动群众，夺回了大印。剧中有一段关于粮仓的争夺，群众要管理粮仓公开账目，结果粮仓失火账本被烧坏了，有人要掩盖私分粮食的事实，矛盾集中在烂菜花和胡素芳身上，这两个剧中人物，光看名字就知道谁好谁坏。如今不能拿老的阶级斗争那一套来分析足球上的“夺印”风波，我们比较中国足球与欧洲足球的时候总说，人家的职业足球发展了一百多年，我们才十多年。别忘了，人家对财产与资本的保护，对权利的获得与制衡，有着更悠久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