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程建国
阎世铎的五点表态，使徐明十三条提出后中超俱乐部与足协间生死对决之势，已初步演变成理性对弈之态。出于现有体制与相关法律的制约和俱乐部自我利益的考量，更出于社会稳定政治安定的大局要求，在现有体制大框架内进行博弈，应是足协与俱乐部双方的最终选择。
抛开徐明方的真实动机不谈，仅其方案中实质脱离开足协管理而自搞一套的方式，在现有体制下行不通。另外，没有下家接手的退出，损失的将是俱乐部的现有全部利益，而另起炉灶的投入之巨与周期之长将会超过俱乐部的以往经验甚至想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足协不会有实际妥协。因为在中国足球早已声名狼藉的情况下，假如联赛再全面崩盘，那么无论对上对下，尤其是对上，它将无法交待，造成的社会后果，更是绝非它可以承担。因此，在现有体制框架内，通过尽可能的妥协以保住联赛，应是它的不二之选。
由此种种可以断定，下一步将会是足协与俱乐部间的不断讨价还价。这一过程可能是极为艰苦的，甚至不排除俱乐部方为达到目的再使出更具杀伤力的手段，包括部分场次罢赛这种极端行为，但相信双方都不会使局面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即使结局是一种妥协，而非按俱乐部要求的所谓完全市场化，从形式上看，这也应是一种权力向市场妥协的进步。可惜，这种进步只能更多是非实质上的，因为这次足协俱乐部之争，形式上看是资本对权力的颠覆，实质却是权力与权力间的角力。
与行政权力单方介入市场的普遍情况相比，中国足球市场化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中国足球投资人的真正目标并非是投资足球，而是与足球这张所谓“城市(地方)名片”背后的权力结盟，以获取足球之外的超额利益。因此，从中国职业足球诞生那天起，足协与俱乐部双方同时以直接与间接的权力之手，在共谋着这场所谓市场化的游戏。说的极端些，职业化十年来，足协与俱乐部在各自利用自己的权力，进行着一场心照不宣的分赃：俱乐部通过与地方、部门权力的结合，获取足球之外的超额利益，这一利益的直接来源是土地、税收、信贷、项目审批等国有资源，而足协则获取由于这些国有资源的流入而泡沫化的国内足球市场的直接收益，如广告、联赛冠名费等。
任何能够攫取超额利益的投资，都必然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短线投资，当足球外的超额利益边际递减以至趋负，不能再满足现有投资参与者的最低要求时，足球市场的泡沫也就随之破碎，俱乐部与足协双双落入困境，这时，一场通过背后权力角力的势力版图重新划分就在所难免，这就是现在中国足球所面临的乱局的本质。
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最终足协与俱乐部达成怎样的妥协，形式上如何更像一个市场化的东西，我们对其发展前景都难以乐观。因为只要整体宏观环境下，权力之手仍对市场有着强大的操控力，对精明的投资人来说，足球这一投资品种最吸引他们的就仍不会是足球本身，而是其“名片”属性所天然具备的与权力易于结合的特征，剩下的问题只是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如何以不同的方式通过足球去运作权力而获取利益罢了。可以断言，只要实为投资权力这一投资本质不改，中国足球无论在竞技意义上，还是在市场运营发展上，就都难以有本质的变化与提升，而类似于今天的危机，却会因为这种极度投机性短线投资的天性所决定，成为一种周期现象。
因此，我们最大寄望只能是势力重新划分的结果，客观上起到部分顺应足球规律的作用，能给中国足球发展带来一些正面效果，能使危机的周期延长震荡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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