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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规则是不允许罢赛的，无论比赛是置于何种体制之下进行的，但北京现代队罢赛五里河，中国足协开出一纸倒扣3分的处罚，竟然招致顽强抵抗，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抵抗联盟已经形成。从10月14日凌晨开始的24小时，中国足协经历着历史以来最为严重的反叛。也可以说，中国足球就要经历一次巨变，只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判断这次巨变将把中国足球引向何方。
过去的若干天内，几乎所有的媒体和球迷都站在了为乱的北京国安一边，可能是一种事不关己的看客心态，也可能是唯恐天下不乱。2004年是中国足协的政绩年，阎世铎的丰收计划将是国奥队出征雅典、中国女足闯进奥运四强、国家队的亚洲杯冠军和挺进八强赛。至于国少、国青的亚洲冠军，那不过是证明中国足球继往开来的锦上添花。当这一切差不多全部都灰飞烟灭的时候，国安俱乐部的揭竿而起在球迷和媒体看来，简直替天行道。
本来，2004年所建立的中超联赛，是中国足协实现其所有政绩愿望的一个经济基础。但屁股决定大脑的规律告诉我们，坐在中超俱乐部老板办公台前的企业家，与坐在龙潭湖丙3号主席办公室的政治家，他们不大会有同样的愿望，评论家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我们可以很武断地认为，如果建设政绩工程不需要建立经济基础之上，中国足协完全有可能立刻对麻烦不断的联赛施以休克术——请注意，政治家的智慧在于，他们会把杀鸡取卵似的的做法称之为休克疗法。中国足协几年来一直是对职业联赛实施着“休克疗法”，只不过他们许以“中超联赛”这个画饼。问题就在于，画饼永远是画饼，中超联赛的第一年，人们发现，这依然是无法充饥的。
用一句大白话来阐述就是，中国足协需要职业联赛积累财富，这些财富将用于堆砌他们所渴望的政绩工程，出线足球是需要大量金钱的。出线之于足球，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世界杯或奥运会的名次等级，总是一定程度地代表着一个国家的足球水平高低，这个时候，政客的政绩愿望和普通球迷的生活愿望达成了一致，世界杯或奥运出线，成为一种民意。面对民意，即使趋炎附势的商人，也不大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于是他们甘愿等待，等待那个既可以为出线足球做点贡献，也让自己盆满钵满的日子到来。
结果却是北京国安成为中国足协的反叛者，北京国安的反叛时机掐算得恰到好处，中国足协在2004年的所有政绩工程都被证实为豆腐渣工程，这个时候的反叛行为，也开始代表着民意，甚至不管他们是采取何种非常手段。而与商人精明的计算不一样，政客行为却往往是赌博，14日早晨中国足协在科威特城输光了全部赌资，深夜居然敢对叛逆者施以重刑，这一盘赌局，足协不输都难。
俱乐部曾经屈服从足协，是因为他们需要这张虎皮，或者还没有超出他们可以承受的利益侵犯程度，但中国足协赛和俱乐部关系的核心是生产关系，就是谁可以占有生产资料的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关系。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反叛是迟早的。徐明出现在发动事变的北京国安，这是反叛者结盟的信号，这时我们想起了年初足球大鳄在成都发出的一份宣言，当时徐明说：“中国足球的第三个时代已经到来，第一个时代是王俊生时代，第二个时代是阎世铎时代。”徐明没有明言第三个时代是打上什么烙印的时代，但反叛之心已昭然若揭。国安的反叛在这个时候起到了一呼百应的奇效，他们到了与阎世铎摊派的时候了，而且打出了建立“职业大联盟”的旗号，将自己的反叛行为置于所有制革命的高度。
也只有来一次真正的所有制革命，别装腔作势！否则，所有叛逆者就将被斩立决。文/妙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