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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没有什么再比谈论电影《可可西里》、《2046》和北京国安罢赛更时髦的了。
虽然对北京足球向来缺乏亲切感，但我仍然承认国安还算是一支相对可爱的球队，如果中国还有一支球队没参与过打假球，我首先认为它是国安队。
前苏联入侵捷克时，绝望的米兰·昆德拉在移民局里，找遍了地球仪上的每一个角
落，试图觅得一安身之所；最后，他极力请求移民官“能不能换个地球仪”。其实他在心里早就想好了要去法国，只不过，换个地球仪可能会让他纠结的内心稍稍平缓，或更加曲仄。
杨祖武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反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条汉子有着一张像极了刚毅的韩国男人的面庞。但作为国安高层的那些商人们而言，经过一段冷却后，他们会比杨祖武更清醒地认识到，没有什么地球仪可换，中国足球的环境今与昨同。
杨祖武的义愤算什么呢？他无力导演一部独立叙事的电影，这一点上，他不及那些以自杀方式结束拍片生涯的日本导演们，像伊丹十三，以64岁的高龄从办公室8楼跳下，而在这之前，他曾卷入绯闻，他遗书的名称就叫——《死是还我清白之证明》。
杨祖武很想为中国足球“殉道”，事实上，他的上级起初也想充当他的死士，但不久这些商人(或许他们还懂一点点政治)冷静的头脑就战胜了精神狂热，于是只留下“心也伤，情也凉，泪已干”的杨祖武。
一位干了几十年体育的简单的、理想主义的头脑，最终让道于识时务的商人的现实主义哲学。而杨祖武，恰恰是国安俱乐部的总经理，总经理是什么概念想必用不着解释。说得不好听些，杨祖武只是个玩偶或皮影，他的举动受制于幕后扯线的人，而台上的玩偶或皮影，或许能成为人们的笑料。
足球俱乐部作为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现代企业，却没有建立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他可能现代吗？虽然“北京现代”的名字是那么富有超越的时空感。中国有哪家足球俱乐部敢站出来，说他们的企业制度比北京国安更“现代”？
似乎在表象上，中国足协的每一根血脉里都流淌了原罪的毒液，但俱乐部的体育(商业)道德是不是也同样充满了原罪。中国人习惯于利用道德自律代替法律和规律，然而足球俱乐部却用过于商业化的思维来操纵足球规律。结果恰恰是这些家伙最先站出来，要求净化、改善足球环境。
“‘2046’究竟是一个时间还是一段记忆？据说，在那辆开往2046的火车上，没有一个人能回来……”
其实，2046只不过是一个小旅馆的房号。2004年10月2日，沈阳五里河，国安罢赛，这是杨祖武的“2046”，他本想把那天那事定格为中国足球史上的一个时间或一段记忆，但他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一切一切，不多是他错入的小旅馆的房号。这是一个濒死的旅馆。
同样绝望的还有陆川——一个忧伤的年轻的电影导演，他是一个浑身都透着理想气质的悲观主义者。至少他的电影这样告诉我们。
《可可西里》弃绝了搔首弄姿的文化“口红”，它朴素得甚至近乎于一曲默哀的悲歌。片中最浑厚也最丰满的一个人物叫刘栋，他有着自我猛烈的生命本能情性追求，而最惊人的一笔，却是他毫不脸红地伸手向三陪女友要钱，然后再转身用最底层女性的血肉钱，赶去捍卫一群志愿者的崇高使命。也就是这寥寥几个镜头的事先铺垫，所以当刘栋转身疯狂返回荒漠腹地抢救战友，而被流沙一寸一寸埋没于灭顶之灾时，我们才会在可怕的静默中被人文温度深深震撼！
杨祖武理直气壮地向中国足球要更好的生存环境，我相信他也想救他的兄弟球队们，因为他知道丧钟不但为别人鸣，也为自己鸣。但最后，杨祖武也将被流沙埋没——我相信他的心会累了，甚至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