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杨祖武还将罢赛事件打扮成一次“革命行动”，也展示了自己“宁愿牺牲我国安，迎来足坛新天地”的英雄风采。然而，“革命行动”并未掀起革命的新高潮，在人们静观其变的心态各异的注目中，北京国安与中国足协之间却在进行着一场处罚与反处罚的争斗。肇事者北京国安依然理直气壮，慷慨陈词，公开向足协叫板；中国足协却关起门来商讨对策，默默不语，却也不时故意流露处罚信息，投石问路，给人以忐忑之态。一明一暗，一动一静，围绕着罢赛的处罚与反处罚，怎么看都像是一场闹剧。
罢赛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如今已无须讨论。就事论事，周伟新的那个争议点球的判罚是否属于误判，都不能成为北京现代队罢赛的理由。无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有多少问题，问题又有多么严重，都不能改变北京现代队罢赛的严重违规性质。在世界任何地方，在任何一项体育竞技中，都不能容忍罢赛的卑劣行为。因此，北京国安必须受到严厉的处罚和制裁，这是不容置疑的。
罢赛过后，北京国安所做出的一系列强词夺理的行为，更让人们清晰地看清了罢赛的本质。北京国安的罢赛行为决不是什么革命行动，仅仅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的鲁莽行为而已。无论是杨祖武的新闻通气会也好，还是向北京市足协告知暂时退出中超也好，在对中国足坛的整体环境不断指责的慷慨陈词的掩映下，其目的无疑都是为了减轻处罚的辩解和要挟。揭竿而起的杨大爷，在事后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对中国足球的所谓拷问，其实也仅仅是罗列了一些流传于足坛内外的表面现象，而无任何实质性的揭露。甚至与宋卫平的揭黑都有着很大的差距。虽然情绪激昂，我们所听到的只不过是对自身球队屡屡吃亏的抱怨，对某些自认为裁判错判的背景猜疑，拷问便显得苍白无力。说来说去，也不能或不敢掀开中国足球的“黑桌子”，甚至对罢赛理由的解释也是牵强附会。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果不是自身球队的利益受损，以杨祖武的高深城府，他会跳出来趟这道浑水吗？
北京足球记者董路的一段分析，倒是一针见血：“我坚持认为北京现代队的这一次毅然决然的罢赛并不仅仅在于周伟新的一个点球判罚，而是某种情绪的累积。比如说，年初雄心勃勃，要永争第一，现在赛事过半成绩平平，多少令国安高层产生某种失落情绪，比如说上一个客场对四川冠城之后的申诉以失败告终，比如说这场比赛30分钟便被罚下一人等等，可以说是很多历史的、现实的，甚至内心心理的变化与刺激，刚好周伟新的判罚又成为了一根导火索，才彻底点燃了北京国安俱乐部高层的一腔怒火。”所以，在我看来，现代队的罢赛举动决不像有人说的那么崇高，仅仅是因为自身利益受损而发出的本能一怒。
也许，当现代队令人惊诧地罢赛的时候，还能博得某种同情和理解。因为当今中国足坛确实问题多多，假球、黑哨、赌球等肆虐横行，中国足协的管理能力也确实平庸低下，对中国足球的逆反心理，倒是真的以为罢赛是一正义之举。而罢赛过后，北京国安的一切近乎强词夺理的举动，却不能不怀疑罢赛的动机。当我们发现，罢赛的举动仅仅是为了自家利益的鲁莽行为，甚至与假球、黑哨、赌球同样丑陋的时候，更为关注的却是中国足协会如何处理这起风波。因为，在我们的记忆中，中国足协在处理此类问题时，经常会有出人意料之举。从“渝沈之战”到甲B五鼠，从黑哨龚建平，到亚泰与辽足的中超资格之争，以及面对派系足球的软弱无能，让我们很难相信足协会严格按规则办事，果断地对罢赛肇事者做出令人满意的处罚。如果说假球、黑哨、赌球等问题已经是隐藏在中国足球体内的毒瘤，而明目张胆的罢赛行为却是凸显在明处的新的毒瘤。暗处的毒瘤目前还查无实据，而罢赛却是大白天下的现行违规案例。如果连如此明显的违规行为都不能果断地做出处罚，那些隐藏在暗处的违规甚至违法行为，还有希望得到解决吗？
北京国安不是口口声声要展开足球革命吗？革命，就是要革掉一切影响足球进步的丑陋黑暗行为。罢赛就是要革命的内容之一。中国足球的革命是否能取得成功，就要看看中国足协能否改变过去那种前怕狼、后怕虎的状态。面对北京国安的辩解和退出的要挟，敢于不折不扣地执行规则，那还真会令人刮目相看。而北京国安不是也声称要做出牺牲吗？那首先就要自我革命，无条件接受处罚，也许，罢赛才真的会有积极意义。
所以，中国足球要革命吗？先从处罚罢赛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