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俊良

　　中、日、韩三国围棋相当于三个科研单位，日、韩企业化管理(其中韩国更重生产)，中国事业化管理。比起两个邻国，中国围棋只能称作专业围棋而非职业围棋，其突出特点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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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棋士的劳动以国家“买单”的形式服务于社会，以财政拨付的工资为生计来源。 二是为名而战──这个“名”，即“为国争光”。

　　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有人就曾宣称：中国围棋运动员是纳税人养活的，因此不属于自己，就应该在棋迷的苛责下为“世界冠军”而活。

　　这种说法毫无道理。日、韩职业体制下，围棋部门直接向社会提供服务并产生交换活动，获取报酬，相当于私立学校。中国为专业体制，棋士的劳动报酬不直接取自服务对象罢了，相当于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的教师的收入未必比私立学校高，怎能以“纳税人养活”为由予以刻薄对待、甚至认为他们“不属于自己”？

　　基于这种荒唐的逻辑，使专业围棋形成了“为名而战”的特征，棋手似乎成了“为国争光”的工具，很多棋迷不能以人性的态度对待之，这种现象已经严重危害了中国围棋的发展：

　　一是由于国内比赛不能“为国争光”，社会关注程度低，影响了企业赞助热情，造成国内比赛偏少、规模偏小，难以使棋手保持良好状态，也难以使参加围棋比赛成为棋手一生的职业。

　　二是难以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运动员很难获得成就感，容易使棋手失去前进的动力。

　　日、韩棋手获得成就感的途径为：通过赢棋获取较高的对局收入──每盘棋的胜负都与收入挂钩。棋手只要能赢一定的棋，“围棋行业的佼佼者”的身份就会得到强化，从而受到社会尊敬。

　　专业运动员的生计来源是工资，难免“平均主义”，起不到激励作用。为“世界冠军”而战，棋手获得成就感的途径过于狭窄──一次比赛只有一个冠军，即使最出色的棋手，夺冠概率也远远低于失败的概率，普通棋手希望更渺茫。久之，必然失去前进的动力，难以形成基础雄厚的“金字塔”。

　　三是运动员压力过大，严重影响水平发挥，同时消磨对争胜负的兴趣，直接导致了早衰。

　　职业棋手参加“世界大赛”，就如同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信息学竞赛一样，首先是为个人而奋斗的。个人取得了好成绩，当然也是国家的荣誉。因此，他们不必背负太大压力，尽力发挥水平就是了。而我们的棋手参加国际比赛时为名而战，从而压力过大，想赢怕输，最后往往不是输给了对手，而是输给了自己，这一点，连外国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压力过大也容易消磨棋手对争胜负的兴趣，形成早衰现象。古力成为中国围棋第一人后，不仅没有太多的成就感，相反却感慨“快乐将越来越少”。照此发展，以后再打比赛容易保持“平常心”吗？能不早衰吗？

　　四是“名”具有递减效应，“为名而战”必然促使棋手早衰。

　　日、韩棋手为个人而战，无太多象征意义，相同条件下的每一盘棋、每场比赛，价值几乎不会有大的区别。比如第一个冠军意味着30万元奖金，第十个亦然。 中国就不同了——运动员“为名而战”，而名的效应是递减的：陈祖德第一次战胜日本九段载入史册，此后赢九段者多如牛毛，谁又愿意一个个去记？得不到的东西最珍贵，对运动员来说，其成就感主要来自具有突破性质的第一次。而一个人达到事业颠峰后，再创新高的可能性毕竟是微小的。加上年龄渐长、精力减退，棋手非常容易失去动力和兴趣。即使棋迷也觉得没意思(因此特别看重“推出新人”)。乒乓球、跳水、女子围棋的经验表明，一旦国手拿“世界冠军”较多，名的递减效应将会发作，“世界冠军”将不“值钱”。

　　我们曾经单纯地希望聂、马能以高于常人的思想觉悟和勤奋精神抗拒早衰，为中国围棋多拿几个“世界冠军”。这种“事后诸葛”式的出发点本身就过于功利，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其实藤泽秀行、曹薰铉等日韩老将并不是为了“夺冠”这个“志”而成为常青树的，而只是平平常常地为赚取对局收入而生活罢了。一大批老将以比赛为业，形成了坚实的“金字塔”塔基，藤泽他们不过是其中成绩突出者而已。一个行业、一个单位，必须建立与经济挂钩的激励机制，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仅仅凭“志向”或者压力，是不可能形成健康环境的。大目标可以没有，小目标却是断然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