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
我一直认为中国历史上从现实角度出发，最值得研究的一段是1840年之后的100多年。因为以鸦片战争为分水岭，以中国为万国之中央的古国文明开始面临来自外部的强烈冲击，并且自觉不自觉地要融入到国际社会之中。康熙大帝曾经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明，他分明知道泱泱华夏不过是世界之一隅，但是他绝不允许这样的知识外传。于是，直到道光时代，
中国人一直还是普天之下，惟我独尊。另外一个例子是，当西方传道士把所谓“世界地图”展现给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时候，他们强烈要求传道士重绘一张把中国摆放在中间的万国图，用以彰显中国的世界核心地位(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地图都是以中国为绘制中心，很少有国人知道其实在国外，地图完全是另外一种模样)。
知识和见识的狭隘，从科学层面出发也许只是理论上的区别，但是就实践而言，却是千差万别。为了所谓的“世界中心论”，中西两种文明进行了长达百多年的较量，直到今天，这种较量也未曾停止过。
试想一下，拥有了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文明又怎么可能轻易屈服于外界压力，于是，过去百年历史，某种意义上讲，恰恰就是我们开放与回归的双重历史。
当外部压力非常强大时，我们往往处于开放状态，譬如甲午海战前后的中国。据说，天真的康有为居然找到李鸿章，提出和巴西公使联系，把千百万中国人移民巴西，以存“我种”，而李中堂竟然认真地考虑了他的建议，并且准备和巴西人进行交涉。我们可以进行更天真的假设：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世界杯霸主岂不是可能叫“罗纳尔多·张”，或者“里瓦尔多·王”了吗？何必还需要100多年后，中国足协再派出一个“健力宝”队到那边风餐露宿呢？
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我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又会占据上风，中国人不需要外国人的论调“甚嚣尘上”。它的典型代表就是1900年前后的义和团。有时候，失去理智的大众情绪是最可怕的趋势，假如再结合以官方的支持，它所产生的能量势不可当。在慈禧太后或明或暗的支持和纵容下，义和团上演了中国近代史最荒唐的一幕，并且直接导致了清政府的灭亡。
我的本意当然是中国足球。
封闭许久，无法畅通地和国外沟通的中国足球是一个顽固的保守体系。从它本身所产生的排外势力和思潮不容忽视。国奥之败，看似简单，实则和这种思潮关系紧密。看轻别人，夜郎自大，在我看来是这次失败很深层的一个原因。
1997年，中国队冲击世界杯失利，曾经让中国足球暂时放下了自己尊贵的架子，转而寻求国际援助。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洋务运动”。以韩国、前南教练为代表的教练一度冲击了保守落后的中国足球理论体系，但是，2001年冲击世界杯的成功，不仅没有让我们认清这种学习和引进的必要性，反而给了中国足球一个喘息的机会，于是，2002年之后，中国足球悄然形成了一股“复辟”思潮。
排挤以国外教练为代表的外来势力，抢占资金大量进入的市场，成了视中国足球为私有财产的“足球界人士”的共识。这样的复辟倾向已经持续了两三年。在顽固势力的进逼之下，外籍教练节节败退。
于是，我们看到，在即将开始的中超当中，外籍教练成了稀有动物，国产教练反而成了真正的主角。与世界足球隔绝了30年的中国足球，再次沦为“家天下”。刚刚开始形成的开放意识，在无形中被扼杀。2002年世界杯之后，中国足球的所谓“反思风潮”直接导致了今天的溃败。
也许，只用这个理由来解释国奥的失败还不够全面，但是，缺乏足够的虚心和耐心确实是中国足球的顽症，如果不加以改正，势必长久地阻碍中国足球的发展。
最后的2比1，已经无法掩盖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把反思进行到底，今天我的言论也只是从冰山之一角，窥探中国足球的秘密。我衷心地希望，这样的讨论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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