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元年，我们的足球联赛终于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它成为足球彩票的竞猜对象了。足协曾经担心，彩票的介入会让假球黑哨横行联赛，如今平白又增加“赌博工具”一宗罪名。其实这是一种“假担心”。地下赌盘对联赛就没有影响吗？足协不愿意将联赛与彩票挂钩，并不是道义上有多高的标准，而是怕“吃不到羊肉还要惹一身骚”，这才是“真担心”。足协从彩票销售里拿不到什么钱，一旦出了什么问题，球迷与彩民这两股势力都要骂足协。拿走足彩销售收入的是体育总局，而足协在中间吃力不讨好———下面不好对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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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不好交代。

　　我们历来对个人抱不信任的态度———球员可以被收买、裁判可以被收买、几个大庄家就能操纵一场比赛的胜负；我们对政府机构的怀疑却很少———如果讲操纵比赛，足协和体育官员不是有更大的便利吗？以自己的比赛为对象，这势必会促进彩票的销售。多花钱，多中奖，相信机会与运气，这是玩彩票的出发点。什么都怀疑着，那什么都不用玩了。体彩中心将中超与中甲一起上桌，说明人家有信心对付这一举动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国奥队失利之后，有消息说，体育总局的官员将足球的屡战屡败归结为“拜金主义”，认为足球没有能认真贯彻“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这说法并没见诸正经的总结或讲话，但符合总局的一贯角色，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比足球穷，训练认真、有理想、有职业精神，尽管他们并不尊重足球的规律，但体育总局对足球的任何批评都有一种道义上的正确性———他们似乎在道德上有一种优越感：挣的比足球少，获得的关注比足球少，但赢得的荣誉比足球多。

　　然而，在体彩中心推出足彩之后，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道义上的正确性将大打折扣，他们一方面批评足球市场化之后的毛病，一方面从这个市场上获得利益，一方面强调着足球的社会效益，一方面开掘着它的经济效益。

　　从当年的“湖北体彩事件”到最近“西安宝马彩票案”，省一级体彩中心的公信度一直受到怀疑。在彩票销售不力的压力之下，新足彩的出台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一个足球运动员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被说成是“拜金主义”，半官半商、为体育总局搂钱的体彩中心又该获得怎样的评价呢？

　　买彩票的想中奖，卖彩票的想赚钱，这都与道德无关。我们的联赛不能为提高足球水平做什么贡献，要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彩票载体，那也是件很不错的事。(苗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