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在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宅院里，沈祥福一定是那个最小心谨慎的成员，希望每个人都满意，对谁都可以把心掏出来，但到头来，突然发现每个人都在恨自己，防着自己；

　　如果是在一个朝九晚五的科室或处室里，沈祥福一定是那个最想左右逢源的小科员，可以为每个人服务，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但最后，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每个人嘴里挑拨是非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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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黄仁宇在《关系千万重》当中的定义，国奥的关系演变最大程度地接近于梁山泊，从小组赛到九强赛的征程，也许就是一段征方腊的过程，最后使这个高度团结的集体从裂变直至崩溃。国奥绝不等于沈家军，而是集合了总局、足协、出线等太广泛的因素，但无论如何，沈祥福始终是这条关系链中最核心的，是活塞，是枢纽，所以，揭开国奥的关系，就不可回避沈祥福个人在关系当中的作用。但更加不可回避的是，在关系层面上，只有沈祥福才是最彻底的失败者。即使是再触及灵魂的总结，沈祥福也绝不可能去触摸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一次预选赛的成败，而将成为对自己人生态度的一次彻底否定。

　　2000年亚青赛后，沈祥福感言：“我们靠的是团结和精神。”直至2002年兵败釜山亚运会后，沈祥福仍然坚称：“我最相信的就是我们这帮队员。”可是在2004年3月3日至今的60多天时间里，沈祥福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我最想不明白的就是这帮球员怎么了？”每个人心中最固定的那部分，也许就是最脆弱的那部分，生于关系，死于关系，这注定是沈祥福个人命运跌宕起伏的最真实的写照。

　　李章洙在国奥5·1之败后曾经愤言，沈祥福最大的失误在于“不敢杀”。这个在中国呆了6年的韩国人看出沈祥福对“关系”的过分沉迷。仅仅是一次西班牙集训的魔鬼训练便让队中反对之声如潮，仅仅是一场阵容变换较大的比赛便招致部分亲信的指责。沈祥福的问题或许在于大赛之前突然对“关系”的可靠性产生了不必要的怀疑，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沈祥福在不断咀嚼失败痛苦的同时，还必须承受一种逆子对慈父的反噬。有教练对国奥球员表达过这样的理解：“你吃糠供他们学艺，卖血供他们上学，可是一件小事得罪了，他们就敢向你挥刀子。”比喻也许并不贴切，但有些事情沈祥福自己也未必能够否认，他小心呵护并赖以为生的所谓亲情，其实脆弱得如一根纸带。

　　中国足球，关系重于训练、指挥以及技战术等一切足球本身的因素，这是定律，也是此前所有失败者的共识。而其间惟一称得上成功者的米卢，恰恰是最高明的关系学家，在最终目标之前主动设立多种到达的途径，甚至不惜多走弯路，是米卢最根本的艺术。但深得米卢器重的沈祥福其实并不认同这位“江湖游侠”的哲学，“各人有各人处理问题的方式”。在笔者与沈祥福的一次深谈中，他坦言自己清楚中国足球的这条定律，但更坚信自己不怕去面对这些关系，因为“我是在做事，不是在为自己谋什么私利”。

　　这是沈祥福认知的基础，他甚至可以在很多时候做到，比他的那些前任们更加无条件地服从上级，服从组织。可组织上并不因为他的服从或“不谋私利”便停止对他的指责。釜山亚运会后，一向把这支球队作为标兵的阎世铎借用济科指责沈祥福在训练、恢复上“存在很大问题”；去年春天，国字号教练的香河述职会上，国管部主任朱和元打断正在朗读训练计划的沈祥福，指出体能训练与技战术训练不应分割；4月26日兵败德黑兰后，随队的杨一民公开表示，“训练存在很大问题，训练出了问题就是主教练的问题”……事实上，不论阎世铎是否真知道济科如何为日本队进行训练和恢复，或者杨一民是否真知道国奥队的训练在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都可以理解为这只是针对沈祥福的一种“表面意义”上的评价，根本上说，沈祥福恰恰就成了那个谨小慎微的“小科员”，在他的位置上，仅仅“不谋私利”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足协的内部办公会议上，对沈祥福的群起而攻之，也远远超过他本人对此的想像力。

　　一个并不主流但很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主场被马来西亚逼平后的一天，领队刘希付拎着16双阿迪鞋到楼道里发放，没发给王栋。老实的王栋上前询问，刘希付直通通一句“没你的鞋”。王栋扭过头就红了眼圈，晚上找到沈祥福表示自己想回俱乐部，祥福大火，后经唐鹏举细问才知情由。为此，祥福在某天深夜突然想念起过去的领队吕枫来。也许，刘、沈之间本无对错，刘是那种不怕矛盾的人，而沈却必然把鞋发给每个人都会交待一句“第一个就发给你”。

　　一段维护了四年的关系，就像一尊捧在手心里四年的前清花瓶。我们并不知道，沈祥福是在哪一天听到了花瓶坠地的“砰”然之声，但也许再过四年，他的脑海中也抹不去那种让他痛心疾首的绝望感觉。(刘晓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