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行为的选择上奉行看对手的眼色行事的标准。凡是他们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他们拥护的，我们一定要反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态问题引起全球关注。当一些发达国家向中国提出善意的忠告时，我们的高官就是本着上述“原则”义正辞严地说，“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污染吗！？”这哪儿跟哪儿啊！如果他们说“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我们就一定要“就不洗，一辈子不洗，我气死你！”吗？这分明是自己跟自己较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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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两个凡是”之间做出惟一的选择是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对抗。大约是阎世铎入主中国足协的时候，有人曾说起当时舆论和足协的关系时，就是引用的“两个凡是”。当时舆论和足协之间的矛盾是公开化的、表面化的。这些矛盾的日益激化也是导致阎世铎取代王俊生的重要原因。平心而论，当时的舆论有偏执的倾向，对事实的取向有时是不问青红皂白。王俊生的一些话，可能要再过十年才能说出来。但当大势已去的时候，他认为没有必要说，而且说了也于事无补。

　　前车之鉴，阎世铎首先做的事就是“软化舆论”。“人民足球”、“一家人”的提法是有很强指向性的。足球一旦被“人民化”了，就变成了“全民所有”，你就不好对“它”下嘴了。而“一家人”之后就是“不说两家话”。“咱们都是一个锅里的”，或者是，“咱们都是在一个锅里舀食吃的”。从“目的”到“利益”都统一到一起时，事情往往是比较好办的。事实上，有一段时间，舆论与足协之间步调大体一致。出过一些事情，都是“假新闻”一类的，不伤大义。

　　但本质的属性并没有因为有了某些“说法”而改变。足协的本质没有变，新闻舆论的本质更不可能改变。如果说“人民性”的话，新闻媒体的人民性更加坚定，更加生命化。中国足球没人看，照样生存，照样衣食无忧，照样高薪厚禄；而媒体没了人民，是不能够被允许的。“一家人”的生存法则和生存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严格地说，作为一个体育娱乐项目，“人民足球”的说法是一种自我“政治加冕”。如果类推，我们能不能说“人民保龄球”、“人民台球”、“人民国标舞”、“人民麻将”(最具人民性)？

　　当把事物冠以“政治”的时候，舆论自然会“政治”地阐述问题。起始点就错了，必然就会出现多米诺的效应。舆论就此层层“发难”与“两个凡是”是有本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