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美学，这是我第二次读完《活着》后给余华作品下的结论。主人翁徐福贵不挣不扎、不痛不痒，像极刘亮程笔下的某颗虫，但是这颗虫老让人哭。为了突出这颗虫活着的意义，余华安排福贵周围的人有节奏地死去，从儿子、女儿、至交到老婆、女婿，一个都不放过，好不容易留下一个代表香火的外孙，还要用一把豆子撑死。

　　每当到了世界杯的时候，总会有伟大的编辑出来约威尔士的稿，他们对过去的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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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吉格斯保持浓烈的人文关注。总有这样一帮观众，他们对永远达不到目标和死亡接踵而至的故事存在某种嗜好。这种进电影院要带手绢、出电影院还要找肩膀的嗜好决定了吉格斯的超凡地位。倘若有一天，吉格斯吊儿郎当地走进世界杯，挥手酬谢众拥趸———兄弟，这个时候肯定有一大群人体验到了幻灭。

　　十年前，当罗伯特·巴乔走进世界杯的时候，他没想到，十年后他还没走出来。关于巴乔的文字一直到昨天还在盛行，“呵，维纳斯般的断臂”，“呵，那残缺的完美”，没有人肯轻易放过他射向火星的那粒点球。相比之下，在那届世界杯上夺得冠军的罗马里奥和邓加则显得俗不可耐，他们消失在没有震撼力的喜剧里。

　　余华的作品没有形成控诉，没有把错误归咎给谁，这样的态度我们面对遥远的欧洲不幸时也有着，我们在福贵·吉格斯身上体验到了煽情的力量。但在中国足球身上，诸位神所需要的恰恰不是煽情，而只是控诉。

　　几年前米卢制造的那个神话曾经让我们感到很虚无、很空洞，当时的人们跑到街道上好一阵狂欢，但是回家以后却发现有一个叫44年的东西没了，就像一个抽烟的人突然发现自己手上少了什么东西，找遍了家里的橱柜，愣是找不着。有那么一个月，习惯偏激或者习惯问责的中国球迷感觉不到“重”，觉得自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幸龙哥当年在抽签时埋下了一个伏笔，后来关于这个抽签是不是外交胜利的讨论把一大批不能体验到活着含义的人抢救过来了。以历史的眼光看，龙哥善莫大焉。而我也相信，5月1日的长沙如果破解了“恐韩症”，那么同时被破解的还有一种受难的完整性。按照“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原则判断，“恐韩症”本来是不成其概念的，但是受虐的人多了，也就有了一条通向病的道路。

　　人民群众需要一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控诉对象，这在代表人民群众趣味的相声小品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国字号臭脚和村里卖拐的骗子并列成为搔腋窝的免检产品。十年一万个人写巴乔，还是那个酸不拉叽的巴乔，但是十年八千个人控诉中国足球，则可以花样百出。

　　过去有人理解中国足球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情绪，这种理解很好地解释了阎世铎为什么要取消升降级、腰斩联赛并豪赌世界杯。但是阎世铎参不明白的是：诸位神其实只对中国足球输球迫不及待——从来没有人能像这里的人，对待输球会持一种兴奋的态度，仿佛过年；也从来没有人能像这里的人，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让愤怒和声讨看起来训练有素。

　　居高临下的医生需要一个永远有病、永远需要接受教育的人，这不是生意好坏的原因，这是饭碗有无的原因。

　　(阿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