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李承鹏

　　所有改革的发动，都是“自下而上”的，就像陈胜、吴广起义，就像“公车上书”，就像法国议会的“公民会议”。

　　所有改革的成功，却是“自上而下”的，就像“文景之治”，就像“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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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美国上层知识分子打造那部法典。

　　原本内容平淡，纯从“限薪、公平竞赛”这种技术层面商议中国足球家务事的“武汉会议”，却可能因一次惨败而演化成一次尖锐的“方向性”会议，让人有某种革命式的冲动；虽然历史事件无数次地提醒我们的头脑，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支持，那它极可能仅仅是一次冲动，书生意气之后一切归于沉寂……

　　但“问责”——一个很有力量的进步词语，它毕竟来了，如果一定要给国奥兵败一个乐观的意义，就是它触动了一根关于中国足球机制改革的撞针。在我们习惯了很多年的兵败引发外界鼓噪之后，这一次来了一个我们不习惯的——中国足球各俱乐部老总们要在一次家务会上诘问“兵败，究竟谁来负责？体制，一定要改革”。撞针已然撞动，未知子弹能否射出。

　　但从群众自发的革命到权力层自觉的革命，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意义。

　　南张北杨。南边的张健说：“足协作为管理者必须承担他的责任，作为总经理如果成绩不好招商不好，我也只有下课。‘问责’——中国足协应该进步”；北方的杨祖武说：“足协的问题具体地讲就是阎世铎的问题，关键体现在政绩上，政绩决定一切。”

　　西唐东王。西边的唐兴华说：“政治足球要不得，要懂足球的人来管理足球。”东边的王国林说：“在其位，谋其政，负其责，足协应该公开财务账目。”

　　就连一向做人厚道说话中庸的天津汉子张义峰也说：“那天看电视转播，老婆都骂我，你们中国足球真臭！中国足球已处在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如果足协不从机制上改革，我们将无法玩下去，如果不引进‘问责’，责任由谁来担？”他的意思是，如果航天飞机上不了天，如果煤矿发生瓦斯爆炸，肯定要有人站出来为此负责、辞职，何况足球。

　　真正的意义不在于“炮轰”。中国足球历史上从不缺乏火力凶猛但漫无目的的“炮轰”，真正的意义在于他们选择的爆破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反手就点了中国足球的“膻中穴”——体制、问责、利益分配。由一彪足坛诸侯由下而上、由内而外发起的这场诘问才能比我们这干圈外人更精准更泼辣更有效率地改变颓势。

　　“体制——足管中心必须与足协分离，改变行政机关指挥足球的痼疾”——张义峰。

　　“规则制定出来了，但没有人敢于执行，中国足协一直在改革，但总不彻底”——张健。

　　“如果一个‘好’的思路和一个‘好’的过程却没有好的结果，这说明思路和过程本身就有问题”——杨祖武。

　　“联赛当然不应该为国家队让路，联赛为本哪，损失很大”——楼世芳。

　　“引进‘问责制’，到了查找责任的时候了”——辽足。

　　似乎应该感谢国奥兵败对权力层神经的刺痛，似乎应该归功中超招商引资的困窘，只有在上述两个前提的压迫下，真正革命式的论题才能由他们嘴里说出来，而非纯属个体利益、山头主义式无疾而终的舌怨腹诽。

　　只有垂死，才能挣扎，只有挣扎，才有活路；只有历史，才能证明这次普及性的“问责”风景是革命的发端，还是又一次政治行动的“早泄”。

　　就像两百多年前，在苦思冥想革命式的宪法后，华盛顿站在那幅关于太阳的油画前的疑虑：“我不确定这是一轮朝阳，还是一抹落日……

　　革命也许刚刚开始，或者行将结束。

　　(李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