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崇文区龙潭路丙3号，有一栋很不起眼的8层小楼，这栋小楼的全名是“国家体育总局综合办公楼”，中国足协以及这个协会内的45名工作人员就在这里的二至三楼。从2000年4月开始，这栋小楼成为“阎世铎时代”整体战略失误的见证。

　　撰文/刘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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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井下死了人，矿长要负责任；学生出了事，校长要负责任。这足以解释阎世铎为什么会亲自赶往武汉，并亲率国奥教练球员鞠躬道歉，中国足球的历次失败，就像中国的许多事情一样，早就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程序，一种必不可少但一定不知所云的程序。

　　但阎世铎即使在泪流满面的时候，也绝对不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就像矿长可以认为是工人操作不当，而校长往往认为是学生家教不严。一位足协干部在国奥兵败后颇有感触地替阎世铎说了一句话：“其实很多事情也不是老阎自己的性格。”

　　也许，这可以被当作我们在又一次为中国足球失败作出总结时的一个理解基础，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足球太多问题最归根结底的方向便是“无奈”。可这掩饰不了阎世铎自身的责任，问题必须由下而上，较之王俊生时代，中国足球的“阎世铎时代”更深地打上了阎掌门个人色彩的烙印。我想没有人希望在阎世铎的思维体系与中国国奥队毁于马来西亚之间画上等号，这是形而上的逻辑，但是，几乎与阎世铎“执政”时间相同的这支球队，却注定会成为“阎世铎时代”整体战略失误的最具说服力的参注脚。

　　战略之误

　　把出线变成狂赌

　　2000年12月13日，足协正式公布“明年联赛实行只升不降，后年联赛实行只降不升”的赛制改革方案；

　　2001年1月13日，深圳足球工作会议，阎世铎在其亲笔撰写的《中国足球白皮书》里再次强调了赛制改革方案的必要性；

　　2002年2月23日，足协宣布全面取消升降级，仅乙级联赛保留两个升甲名额。

　　这可以被称为阎世铎时代确立战略方针的三部曲。据说，当初在足协办公室里曾经就赛制改革方案发生过激烈的争执，郎效农、杨一民等长期任职于联赛部的人士，对此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在极力掩饰对新任掌门专业能力的质疑的同时，他们坚持认为“升降级是联赛赖以生存的基本”。但自认资历不深的阎世铎用比现在温和得多的方式说服了反对者，一方面，刚刚完成调研工作的阎世铎搬出了韩国K联赛的例子，另一方面，阎世铎坚称：“中国足球必须改变，如果这一步改错了，我来负责。”也许，真正打动反对者的是领导拍着胸脯的“打保票”，但是直到今天，“改革者”恐怕连需要负什么责都搞不清楚。

　　当年的10月7日，阎世铎甚至极力主张请来王俊生参加当晚的十强赛庆功仪式，当时还保留着足协副主席头衔的王俊生的确有理由出席这场盛会，但一位在场的足协人士却道出了此中深意，“阎世铎希望让他的前任看到，为什么他们完成不了的任务在他手中却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在这个夜晚，中国足球几代人追求的梦想，更清楚地异化为某一个人的辉煌。

　　王俊生这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缺少一次出线”，而1997年十强赛和1999年九强赛的双重打击，成为他政治前途最后的毒药。作为其接任者，阎世铎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当时被阎世铎言必称“知己”的章健事后回忆，阎世铎在各个俱乐部的调研，其实更像是为取消升降级所做的不动声色的游说。也许习惯了官场上深藏不露原则的阎世铎，早就认准了“休克疗法”这一条路，足协办公室的争执或者那份白皮书里《试行草案》的提法，其实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需要。

　　但各俱乐部很快感到了赛制改变给自身带来的种种“不适感”。在当年的财务结算当中，青岛海牛俱乐部和深圳平安俱乐部的门票收入，不约而同地从800万元锐减到200万元。这是未经公开的数字，但却是平安集团最终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球员工资和比赛奖金之类的基本支出得不到实质性的调整，绝大多数俱乐部在这个赛季的投入增加了近2000万元。

　　越接近根本的原因越缺乏必然的逻辑性。恐怕没人能估算出“取消升降级”应该为国奥之败负几成责任。但对联赛体制的不屑一顾，恰恰是阎世铎整个战略思想的核心。王俊生任内，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来自出线的巨大压力，但是一手打造了职业联赛的王俊生，即使可以用赛程的微调来为出线让路，也无法想象去动摇整个联赛的体系。阎世铎没有王俊生自1994年以来形成的朴素认识，所以自然而然地把出线的压力进一步异化为对个人政绩的追求。

　　举全国之力成个人之赌，这就是阎世铎时代整整四年来惟一的“作战方针”。但中国足球能赌得了多长时间呢？

　　根基之乱

　　把联赛变成摆设

　　对一件事情的态度，决定了做一件事情的方式。有一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头审视，此前负责政策法规司工作的阎世铎，一直被认为具有相当高的政策水平，为什么相比于前北京队守门员出身的王俊生，却不得不面对来自联赛体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风波？

　　在很大程度上，这缘于阎世铎一直认为，联赛的问题是最基层的问题、最容易解决的问题。而且，在他处理问题的原则中，越来越清晰地凸现出“出线为主、联赛为辅”的思路，在狂赌出线的同时，联赛则更多地体现为只求稳定的“平乱、治乱”目的。在各俱乐部的纠纷当中，阎世铎似乎长袖善舞，希望用一如贯之的平衡模式来控制和打压联赛当中不断涌现的问题。

　　2002年1月5日，阎世铎亲赴杭州，在密会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的数小时后，传出“陈培德与阎世铎联合打假”的消息，宋卫平也开始变得信心满怀，坦言“阎主席认为这是向足坛假黑现象彻底开刀的一次契机”。但陈培德从此再没听到来自阎世铎的任何声音，承诺变成无尽期的等待，以致于陈培德后来在自己撰写的《求真的轨迹》一书中痛苦地表达：我不会再相信那个人。

　　刘玉明成为又一个被承诺欺骗的人，对刘玉明形成巨大“精神刺激”的是与阎世铎两次会面的强烈反差。当初，面对刘玉明递上来的重磅材料，阎世铎“勃然大怒”：“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那些违规操作的俱乐部。”这成为后来刘玉明经历了阎世铎长达5小时的安抚后大骂“无耻”的根本原因。

　　所有人都还记得“杀无赦，斩立决”，所有人都还记得“乱世必用重典，矫枉必须过正”，所有人都还记得“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所有人都还记得“实德系的问题不解决，联赛就不可能正常进行”……可是，没有杀，没有保，更没有真正的解决。就像刘玉明事后所说，你可以告诉我你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我可以去找能解决问题的地方，但你不能告诉我一定解决然后又边宣布边安抚。

　　一位“终于清醒认识了阎世铎”的俱乐部老总则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一直记得2000年阎世铎与我们第一次在海埂的会谈，那时候感觉中国足球终于找到了一位能力强水平高的管理者，可现在看来一切都是假的。”

　　也许，并非“一切都是假的”，而是像那位“理解”阎世铎的足协人士所说，“阎世铎在绿城事件上的态度，其实与当初面对渝沈之战的王俊生完全一样”。两代管理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也许在于，王俊生越来越表现出无奈，而阎世铎却始终坚持用承诺和表面的强硬来掩饰自己的无奈。

　　即使今后100个人都不见得比阎世铎更好，或更能解决中国足球的现实问题，但现在是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由他来承担这个责任。而具体到阎世铎自身，恐怕最根本的逻辑关系就是，表现在联赛问题上的承而不诺、只求粉饰的做法，最终使管理者失去了信任和权威。

　　用人之过

　　把选拔变成施舍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为沈祥福罗列出一大堆失误，诸如执教水平、心态或者只唯上不唯下等，但与之前的徐根宝、戚务生们一样，沈祥福不可能跳出时代的局限，也不可能跳出整个管理体制。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谁使用了沈祥福？是谁在坚持使用早露败象的沈祥福？

　　首先反映在选拔方向上。阎世铎在多次足协内部会议都提及过全面起用洋帅的想法，但面对武汉球迷，却又抛出“中国的问题还是要用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理论，所谓的方向，其实不过是以一时之得失来衡量的摇摆结果。而即使是在对“全盘西化”问题的探讨上，阎世铎也曾数次以充分的论据来证明德国、荷兰或法国的优劣，这甚至使当初游历整个欧洲的选帅小组莫衷一是。

　　其次反映在选拔模式上。抛开越来越多有其表而无其实的教练竞聘制不论，事实上，阎世铎时代并没有改变王俊生时代那种国字号教练仅仅局限于几名“亲足协派人士”的现象。通过数次足协内部的机构调整，阎世铎对其前任的班子完成了大手术，但在国字号教练的任用上却基本保持原状，惟一不同的是，每次任命一名国字号教练，阎世铎必找任命者谈话。在足协内部人士看来，从贾秀全到高洪波再到沈祥福，都曾在阎世铎到任之前进入过国字号教练圈子，却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阎世铎亲自任命的对象。据知情者透露，高洪波、贾秀全等人上任前数月，便已得到阎世铎的承诺，熟知官场规矩的阎世铎，并不避讳让人感受到来自他的“信任”。

　　在对沈祥福的使用上，阎世铎流露出明显的个人感情色彩。世青赛的成功被认为是阎世铎上任之初最大的成就，也成为他此后坚持使用沈祥福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亚运会之后阎世铎已经对沈祥福毫不留情，甚至引用济科的赛前训练从专业层面上指责沈祥福，但这并没有成为他弃留沈祥福的判断标准。

　　很显然，沈祥福“对不起领导”的说法即使是一种场面话，也在更大程度上体现出一种无原则信任的后遗症。武汉之行后，阎世铎还将继续得到沈祥福的感激，但是，在他像家长一样替沈祥福求得谅解的同时，有没有想到过身为中国足球掌门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