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大家都不容易，当记者不容易，当官也不容易，做人是要厚道。

　　但是，身为评论中国足球的记者，面对阎世铎的眼泪，我还是无法厚道起来。前两天刚听说有两颗会拐弯的子弹，乍然又看到两滴直着走的眼泪，一时让人有点那个——无论如何，眼泪至少代表了一种认真的态度，我觉得，这也许是“问责制”所带来的一个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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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问责的关键，是清清楚楚地追究责任，问责的目的，是落实执政为民、权为民用的理念。本报编辑部认为：眼泪不能代替责任，阎世铎泪洒武汉这一煽情的行为，从形式到内容，都不符合党对一名政府官员应有的“求真务实”的要求。

　　阎世铎这一举动，显示出他娴熟的政治技巧，但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什么时候缺少过“政治技巧”?中国缺的是真正的政治智慧！什么是真正的政治大智慧?请看我们新一届政府在去年面对非典危机时，总书记在表示“揪心”的同时，毫不隐瞒，坚决问责，正是凭这种正气浩然的政治大智慧，我们的政府迅速恢复了公信力，赢得了民众信任和国际赞赏。

　　相反，如果闭口不谈任何责任得失，只求大家宽容理解，只凭几点眼泪(哪怕它是真诚的)来糊弄善良厚道的球迷，这是政治小聪明，凭这种小技巧想糊弄过关，说到底，这并不是真正对事业负责的求真务实作风。

　　在与球迷的谈话中，阎世铎说了两个意思：一，祥福是好人，是月薪只有一万的老黄牛，大家都要宽容他；二，中国足球的问题，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遗憾的是，这两个问题，正好是足协在国家级队伍管理上的“命门”所在。如果我们的认识还停留在这种水平，那么，输多少场球都还是白输。

　　国家级球队教练的待遇问题，本报已经做过多次呼吁，我们一直在问：中国足协的钱，福特宝公司的钱都花在哪了?有多少钱是花在国家级教练们的待遇上，凭什么让代表中国最高荣誉的国字号教练们，拿的是中国职业足坛上最低的工资?凭什么洋教练都是数十万甚至百万美元年薪，而国产教练却是万元人民币月薪?今年，从贾秀全，到高洪波，到刘春明，国字号教练纷纷漠然辞职，挂冠而去，令人痛心。虽然他们的离去肯定不完全是金钱待遇的因素，但是，为国效力者却落得如此薄酬，合理吗?

　　而看看其他国家足协包括我们对洋教练的待遇：埃里克森年薪300万英镑，科埃略年薪80万美元，阿里·汉年薪30余万美元……这些数字，足协专业人士应该比我们清楚，既然要重用国字号教练，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与身份相符的待遇增强他们的积极性呢?这叫什么“重视”?就因为他们替足协省钱，所以才得靠他们吗?不是吧。光凭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中国足协对国家级队伍的管理是失职的。

　　至于“中国足球的问题，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解决”的观念，虽然听起来是慷慨激昂，但其实是狭隘的民族观念，与当今时代社会进步的节拍不甚相符。众所周知，足球帝国英格兰尚且不耻下问，聘请瑞典人埃里克森为英格兰队主帅，在中国足球职业化十年后还来讨论这个问题，有点荒唐。我想，足协和足球圈专业人士早有共识：只要是代表足球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足球文化发展潮流，代表中国足球爱好者根本利益的，都是解决足球问题的好办法，不一定非要“中国人自己解决”。

　　中国的足球爱好者早已不相信眼泪，他们只希望足球管理部门按照足球的规律，按照市场的规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足球的乐趣还给他们。如果他们的问责，换来的是这么一种“政治秀”，那么，阎世铎的这个行为，从形式到内容本身，都已经大错特错，是故，再问责阎世铎。(谢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