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说乙作假，并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乙说自己是清白的，反说小心“告你诬陷”。二人争吵不下，便.对簿公堂。法官听了双方的陈词后一时无法定夺，忽然想到乙的父亲丁，于是打电话向其要证据，丁连夜把“乙是清白的”证据传真到法庭。法官看了证据后，滔滔而说：“丁是乙的父亲，他说的话应该是负责任的。再说了，俺们也没有发现乙作假的证据。”于是一审宣判乙“没有作假”。
不料，一天这后，甲召开新闻布会，向各路媒体抖出乙作假的6大证据，“房屋所有权证纯属伪造；土地使用证书属于篡改；相关印章属于伪造；辽足拖欠球员工资完全必实；辽足俱乐部与万林集团的补充协议书存在问题；辽足增资扩股纯属欺上瞒下。”这6点如果属实，“一审”的判断完全有可能被推翻。
这就是中国足坛的“辽亚之争”。笔者非法律专业，也没有认真细致地研究亚泰和辽足双方的“证据”是否完全属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辽亚双方不会无聊到向足协提供假证。也就是说，起码有一方作了假证，进一步说，足协的“一审”有可能是错误的。
对于这个贴子来说，没必要去考证这些证据的真伪，通过现象看本质，更有意义。首先，足协为什么不相信亚泰提供的证据而直接向辽足的股东、上极政府主管部门采证，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不作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仅凭“对方是政府部门”就听信，轻率下结论，显得仓促和不负责任。足协那个“没有发现辽足作造的证据”的说法也十分耳熟，有心者可以从足协每一次打假行动中找到“我们没有发现XXX”的句式。谁都明白这说明了什么。当年的“渝辽疑案”是这样，“录音带事件”是这样，“龚建平事件”的初期也是这么说。坐在办公室里，仅凭打几个电话，或者询问几个证人，然后说一声“我们没有发现”就能办案，天底下有这样的法官吗？
司法的介入十分必要。说足协没有法制观念是没有根据的，起码他们就想到了成立一个“联赛监督小组”来“保证联赛的公正性”，尽管那个“联赛监督小组”是否能做到公正本身就有疑问。但在“辽亚之争”这件事情上，不但是亚泰、辽足没有请司法的介入为自己争取主动，足协也只是在应付不了亚泰的质疑时才想到请律师出面，其实那叫为自己开脱更恰当些，因为他们深信律师那如弹的巧舌更能对付那些“法盲”或者“刁民”。如果，亚泰不待足协一审之后才想到要召开新闻发布会来公布什么6项证据，整个事态就不会变得如此复杂。
这场“官司”亚泰能赢吗？辽足会输吗？说过“虽然是假证”，但“未发现辽足参与造假”，说过“亚泰虽然合格”，但中超“确实名额有限”的足协，会改判吗？亚泰在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会不会向亚足联、国际足联提出申诉？
托马思·潘恩在《常识》中说：“如果没有人监督，对国王是不能信任的--虽然我们十分聪明，曾经对君主专制的政体关门下锁，但同时我们又十分愚蠢，曾让国王掌握了钥匙。”我们总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但如果监督的“钥匙”掌握在被监督者手中，这处监督就形同虚设。要杜绝“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闹剧的再现，完善司法监督就非常有必要了。(2004-3-19)
新 闻 查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