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经历了少有的“幸福一周”(国家、国奥、女足相继赢球)，但是谢晖与力帆的合同之争，却让中国足坛难以安宁。谢晖说，力帆把他挂牌时没有通知他，力帆没有按合同付他工资，力帆转让没有屡行与他过去签下的，为时3年的合同。对此，力帆也有说法。尹明善绝对不是法盲，他“甩下”谢晖，自然也有充足的道理，否则他也混不到这一天。这些，还是让有关人士，甚至是法律界人士评说更有说服力。

　　我不知道俱乐部挂牌球员，是不是一定要征得球员的意见，我也不知道像谢晖这样的情况，换了一个俱乐部，过去的就一切，包括合同都会随着过去的“牌子”一笔勾销。但是有一点相信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球员与俱乐部之间的劳资纠纷这几年愈演愈烈，球员被任意甩卖，扣克工资甚至拖欠工资的事情经常发生，更不用说完全漠视球员权力的“摘牌制”至今仍然在实行(谢天谢地，今年每个俱乐部有了3个自由转会的名额，已经让一部份球员先自由起来了)。

　　中国经济是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然而中国足球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尽管中国足球从专业到职业，走的也是中国式。但是这个“中国式”的足球经济，与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相差极大，不仅市场开放度不可同一日而语，还在限定和限制上下了很大的工夫。在市场经济权力下放，利益共享使生产力发展有获得后劲的方式相反，中国足球的管理部门却是把权力和利益最大化地收集在自己手里，在劳与资的关系上，最大程度地实行垄断控制。在联赛利益上，没有，或者很少考虑俱乐部的利益。我们号称学的是欧洲五大联赛，但却从不认真效仿一下五大联赛如何培育市场，如何让俱乐部获得利益，如何由联赛委员会决定联赛大事，而不是“足总”独大的做法。在那里，足总只是个为联赛服务、协调的小机构。

　　在五大联赛中，球员有专门保护球员利益的组织。这样就保证了球员的利益不受到侵犯，球员与俱乐部，俱乐部与足总之间始终是良性的，平等的关系。这也是保证联赛能够顺畅进行的基础。每个人都有说理的地方，每个决策都尽可能地不荒谬，这是一个良性发展的行业。

　　很可惜，我们学了10年，却总是在最重要的时候来个“异化”。为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政绩”，可以任意地把市场运作的职业联赛切成几段，或者干脆停止升降级；为了维护低水平的平衡，给球员的自由转会制造各式各样障碍，为了保证这个或者那个位置或者数量上低水平的“国产化”，给外援的引进设置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限制。如此种种，导致联赛的市值逐年下降，公信度猛跌，看台空旷，据说，号称中超的冠名费甚至赶不上几年前的甲A。这不是市场给任意曲解的中国职业足球的报应，又是什么？

　　谢晖与力帆的合同纠纷，看起来是个别的，但反映的却是我们这个极不成熟的所谓职业足球、市场足球绪多问题中的一个，也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在捞钱时唱着市场足球的白脸，而在其他时候又板起专业足球的红脸到一定阶段，矛盾集聚到一定时候的必然反应。事情发生在“基层”，根子却在“上面”。对于结束甲A，开始中超的中国足球来说，其实并不是坏事。如果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视为破开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死结而一冲而过，则中国足球幸甚。

　　中国社会的改革在向深入发展，7月1日，行政许可法将正式实施。这个法律就是规定各级政府一定成为服务的机构，减少审批权。政府尚且如此，我们的足球为什么就不能去做，为什么就不能做好呢？(葛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