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月9日开始，本报就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读者的无数声援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一位清华大学社会学家致电本报说，《足球》报所反映的问题，已不仅仅是足球问题和足球现象，而是“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足球》报的有关报道，尽了一份全国性专业报纸的社会责任。

　　国家公务员、企业职工、学生、农民和海外留学生们的关切固然显示了本报在读者

心目中的地位，而国内新闻界、经济界、法律界和学术界的支持更表明我们报道的立场得到了社会的认同。绝大多数的民意，站在了被“封杀”的一方；而“封杀者”，无论在平面媒体还是互联网上，反而成了“被封杀者”。也许，这是“封杀者”当初所始料不及的。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出于某个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行政行为，而完全是自发的社会行为。短短的四五天，是是非非其实已经有了定论。

　　“封杀”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封杀”行为对于具有二十多年历史的《足球》报当然也难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它所起的作用是使我们的每一个记者编辑因此而更加努力，做得更好，在西班牙帕尔马斯，在海南金鑫基地，《足球》报的前方记者依然奋斗在第一线，依然发回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报道。封杀，绝不会蒙住我们的眼睛，也绝不能让我们扔下手中的笔。

　　至于未来，我们与大多数读者一样坚信社会的力量，坚信正义的力量，坚信足球的力量。不少以前不太关心中国足球的读者致电本报，表示将回归“球迷”的怀抱。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则给本报发来电子邮件说，希望贵报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坚持下去，为捍卫记者的合法采访权益、促进相关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尽一分力量。

　　我们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力量，但是，因为太多太多的支持，因为太多太多的理由，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本报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