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杀”的法盲属性

　　尹波

　　因《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一文“严重失实”，中国足协于1月9日宣布，对广州《足球》进行“封杀”，除要求该报“公开赔礼道歉，以消除其恶劣影响”之外，还取消了该

报“对中国足协主办、承办的所有赛事和活动的采访资格”，“并将保留进一步追究《足球》对此事应承担相关责任的权利”。

　　《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一文，假如真的“严重失实”，《足球》报显然是应该承担“相关责任”的。因为，文中所称“国资委认为中国足球是不良资产和不良市场”，因此“要求国企应将其完全剥离”一说，对中国足球的体制和现状，肯定会带来根本性甚至颠覆性的震撼。《足球》若在这种原则性问题上捏造事实，其性质无疑极其严重。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者和责任者，中国足协对此做出强烈反应，顺理成章。

　　然而，中国足协却选择了“封杀”而不是通过法律或其他正当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足协的决定宣布后，《足球》方面马上予以回应，声称该文“绝无失实”，并指出要“运用法律”来对抗足协的“封杀”。这就使此事可能出现一个奇特的局面：足协有理，但十之八九会站到被告席上。

　　中国足协完全可以公开声明《足球》此文不实，也完全可以由此向法庭或有关方面控告《足球》，由法律和相关规定来判断和处理此事，让制造和传播了“假新闻”的媒体受到应有的惩戒，以正视听，以儆效尤。可是，为什么要取消该报“对中国足协主办、承办的所有赛事和活动的采访资格”呢？即使《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一文果真“严重失实”，也并不意味着《足球》报不具备“采访中国足协主办、承办的所有赛事和活动”的权利和能力。而且，发放“中国足协主办、承办的所有赛事和活动”的采访证虽然属于足协的权限，但足协只是媒体行使对这些“赛事和活动”采访权的一个保障者和监督者，它可以对媒体不当运用采访权的行为提出异议和控告，却无权剥夺这种采访权本身。剥夺了媒体的采访权，就等于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不要说一个小小足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范围之内，还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去剥夺公众的知情权。

　　《国资委阻击中国足球》一文，有比较大的可能是一篇“假新闻”，因为据说国资委也已经出面表态，称并无此事。真打官司，《足球》的输面要大得多。不过，《足球》应对这一事件的态度是正确的，即“通过法律解决”。可见，《足球》尽管不能保证自己发出的声音准确无误，亦应为可能发生的新闻失实承担责任，可它保障自身采访权和公众知情权的法律意识，确实值得称道。倒是中国足协一如既往地令人失望，职业足球搞了十年，市场和法律的概念依旧停留在动辄“封杀”的法盲层次。可叹。可悲。

　　(2004年1月11日《济南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