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甲A，只有七年延边足球的历史，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不会再有延边这样一支神秘而极富个性的球队了，他们可以踢出任何球队都踢不出来的球，他们可以做出任何人都做不出来的事，他们可以说出任何人都说不出口的话，因为他们无所顾忌，因为他们敢爱敢恨；

　　不会再有延边这样一个真正称得上“金牌”的球市了，他们可以把甲A当成自己的节日，他们可以把自己牢牢地挂在树上，他们可以为足球哭为足球笑，因为对他们来说，足球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足球。

　　但是，七年已经足够，因为七年的故事，可以在心里停留一辈子。

　　对于延边足球来说，李虎恩是第一个必须记住的名字。正是李虎恩，让延边足球在90年代初期变成了一种可怕的现象。1992年末，是一个转折点，这年底，他们冲上了甲级队，这个中国最寒冷也最遥远的足球城市，因为常年与朝鲜、韩国进行频繁的交流，而悄悄地酝酿着一种完全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打法。

　　1993年初，李虎恩再次把球队拉到了朝鲜集训，回来后，已经是各队紧张备战北京七运会的高峰时期。有资历的球迷大概都记得当时在延边搞了一个四强赛，面对大连、天津和北京这样的强队，延边人轻则2比0，重则4比0，玩似的。延边队让所有人看到了一种神奇的全攻全守，前锋方根燮、崔光日，突前李时锋，中场金明国、姜峰和高仲勋的“铁三角”，天津队队长韩金铭到现在还记得，他跟在这些人身后，气喘吁吁地用天津话大骂：“这玩意打不了。”在那套鼎盛的阵容里，后来名噪一时的李红军，还不过是大家指责和取笑的对象，因为他经常会在前面攻得得意的时候，看得走神，冷不丁给对方制造一个点球。王俊生当年亲自跑了一趟延边，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们颁一面锦旗，鼓励他们给中国足坛带来的清新之气。转年的首届职业联赛，吉林省政府只拨了48万给延边队，包括一队、二队和体校的全部费用，体委主任崔光仑为此跑了一趟韩国，从韩国三星那里弄来了50万美元的赞助。但对这支“吉林三星队”来说，钱并不是问题，他们最大的敌人，是跟在他们后面仔细研究的对手。比如说北京队的助理教练郭瑞龙，几乎跟了他们一年，细到把每个队员的传球和跑位方式都研究透了，这一年延边队的苦苦保级，与当时“全国打延边”的形势有很大关系。可是，李虎恩倔，不怕，也绝不愿意作出任何改变，像绝大多数延边教练一样，李虎恩相信“棍棒底下出孝子”，训练中队员哪怕跑动不到位，场边的李虎恩也会厉声大骂“猪脑袋”，这是朝族话里最严厉、最狠毒的骂人话，要再出错，上去抬头就踹，甚至拿出手中的柳树条子往身上招呼。不要跟李虎恩他们探讨什么体罚一类的问题，朝鲜族球员，没有因此而与教练结仇的。但这并没能阻止疯狂的延边队在这一年的尴尬，事实上，延边足球的倔强与不畏强势，是他们在甲A立足的根本，但某种因倔强而派生出来的偏执，也一直使他们游离于中国足球的整体之外，七年时间里，延边人始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延边队与裁判的恩恩怨怨，几乎成为七年中最固定的“爆破点”。朝鲜族人眼里容不下半点沙子，这是延边人自己的解释。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同样源于这支惟一的少数民族球队，一直摆脱不了“被人排挤”的心理阴影。

　　1995年10月8日，甲A第16轮，延边现代客场挑战四川全兴。在当时“保卫成都”的大环境下，延边队这边其实早就知道全兴队派人去机场把裁判直接接到了饭桌上，但比赛进行中主裁判太过明显的偏袒仍然激怒了延边人，上半场就出现了队员集体走出场外的情况，教练组好不容易把队员重新赶回场内。可下半场裁判更加有恃无恐，据查证，此后的罕见场面绝非教练授意，但队员们的确采取了一种惊人的消极对抗方式，他们集体站在场上，不跑不抢，球到了自己脚下，便一脚踢向对方半场，连守门员符宾都空出球门来自己跑到中圈附近。事后，中国足协通报批评了这场0比6的消极比赛。

　　1996年8月18日，延边主场对北京国安，观众向准备退场的裁判投掷矿泉水瓶，一些观众甚至跳入场内长时间围堵裁判员休息室，足协再次对延边赛区通报批评并罚款一万元。

　　1998赛季，延边在裁判问题上与中国足协的对抗达到了极致。当年5月，延边队连续客场对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主教练高晖在北京时就因裁判的误判憋了一肚子气，对申花队的比赛中，主裁判的又一次误判终于使这位延边汉子暴跳如雷，并直接冲进场地怒骂裁判，比赛因此暂停。但球队一回到延边，足足六万球迷等在机场外夹道欢迎，表示支持，人流一直延长到机场外几里路。老资格的跟队记者杨波对此印象深刻，这在甲A历史上绝无仅有，连延边外五省的球迷都自发远道而来，打出“中国足协道歉”的标语，据说当时所有的的士司机只要听到上车的人说是来接球队的，一律分文不取。接下来的数日，即使是白天上班时间，也不断有大量球迷在大街上高喊“中国足协还我公道”，连吉林其他城市的朝鲜族居民也纷纷造势声援，终于，中国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在电视上公开向延边足球道歉。

　　这被延边人视为在争取公平的过程中取得的惟一一次“胜利”，但这并没有真正为他们改变局面。同年8月9日，延边客战重庆，寰岛队凭借一个有争议的点球2比1反败为胜，重庆大田湾体育场记录了延边人面对中国足球复杂环境的无奈与悲情，领军人物高仲勋在走向更衣室的通道内面对电视镜头爆出了惊人之语，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延边汉子在愤懑中的绝望呼喊：“中国足球没戏了。”多年以后，在自己开的那家“高仲勋练歌房”里，已经变得很沉稳的老高回忆，电视镜头漏掉了他后面的一句话——“回家自己跟自己玩去吧”。直到现在，延边人还相信自己最后的降级，钱不是根本原因，而是在裁判问题上终于得罪了中国足协。你绝不可能说服他们，延边人认死理。

　　1996年12月的一天。这一天与往常没什么不同，但一位白发苍苍、举止谦和有礼的老人来到了球员面前。在此之前与此后多年，作为汉城体育大学著名足球教授的崔殷泽，一直与延边足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这一天没有谁能想到，即使专程去韩国请来崔殷泽的崔光仑也不能，这个韩国老人将为他们带来延边足球史上又一段辉煌的岁月。与其说崔殷泽是来教人踢球，不如说是来教人“做人”，在这一点上，崔殷泽与后来的桑特拉奇和卡洛斯一样，所以他们也沿袭着一个大致相同的命运。崔殷泽的执教艺术，也许更多地体现在场外，他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的队员们，“你们首先要学会怎样去面对生活”。朝鲜族人特别重视给老人过“花甲”，每逢有队员家人过花甲，崔教授必自备重礼上门拜访，当然，每个球员或亲属的婚礼，教授也一定到场。“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对待每一场比赛”，在极重亲情的朝鲜族人面前，这句话也许比所有语言都慷慨激昂。挖掘潜能是崔殷泽的另一个法宝，32岁的黄庆良甚至差点进入国家队，便是最好的证明。中场球员金永洙永远记住了崔殷泽的“教训”，有一段时间，金永洙训练表现不积极，某天，崔殷泽把他叫到面前，当着所有队员的面，笑咪咪地问：“你家有没有地？”“有”，家在农村的金永洙答。“那你就回家种地吧”，老人依然微笑而去。当晚，金永洙敲开老人的房门，老人才说出后面的话：“你是球员，所以你必须像一个真正的球员，否则不如回家种地。”不知道老人是否知道中国的那句古语：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但辉煌是如此的短暂。中国足球太多为失败找替罪羊的例子，在这一点上，延边人并没有摆脱中国足球的通病。坚持“我对的，就照我的办”这一信条的崔殷泽，在1998赛季初的几场失利后与俱乐部失去了相互间的信任，矛盾很快公开化，崔殷泽也多次表示“我不干了”。但鲜为人知的是，他最后真正的离去却完全是一场误会，当时在石家庄，崔殷泽又一次愤言“不干了”，但这句本来只是发发牢骚的话，却被翻译理解为“我辞职”并公诸于众，俱乐部顺坡下驴，倔强的韩国人也坚持“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随后打点行李取道北京而去。崔殷泽的继任者高晖，此前一直是他的助理教练，在把崔殷泽的一套发扬光大的基础上，高晖同样创造了1999赛季连克强队的疯狂，但是紧接着在2000赛季再次陷入低谷。

　　从李虎恩到崔殷泽再到高晖，三个人在自己任内都有过辉煌的经历，但都无法摆脱让延边足球摆脱一个宿命，单数年旺双数年衰，这一规律贯穿七年始终，但在2000年，延边队再也没有逃脱自己命中的最大劫数。

　　那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一年，即使是后来坐在自己在上海古北新区开的咖啡店里，高晖仍然对那段辛酸的经历愤愤不平。但最大的悲剧发生在悲剧之后，降级之后，州政府已经找不到任何财力支持来养活这支球队，转让球队是一个痛苦的壮士断臂的选择，但出于还清债务和培养后备的考虑，势在必行。买卖进行的过程，由于谈判事先曝光变得漫长而充满煎熬，无数球迷涌进俱乐部，群情激奋地表示“我们自己捐款来养活球队”。一位和龙农民牵着牛徒步半日，走进俱乐部长跪不起，泪流满面地对俱乐部总经理金辉说：“这是我家里惟一一头用来耕地的牛，我现在把他卖掉，把钱捐给俱乐部，只要你们答应别把球队卖出去。”所有的挽留感天动地但无济于事，那一天终于到来，浙江绿城俱乐部的代表带着支票前来办理球队交接工作，昔日的战术会议室里，队员们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以后有多少我们就拿多少，不要让我们离开延边”。主管足球的副州长李洁思为之动容，但她只能对队员说最后一句话：“出去好好踢，别给咱延边人丢脸。”

　　当晚，俱乐部给所有球员补发了拖欠三个月的工资奖金，有队员闭门不出，更多人却喝了整整一夜，烂醉如泥。

　　他们不知道，哪一天自己才能回来，哪一天延边足球才能回来。(刘晓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