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土

　　编者按：尽遣主力，等级分排名第一、第二的古力、孔杰均上场参战——中国新锐队仍然不敌阵容不整的韩国新锐队，这即是日前在天津举行的三国新锐对抗赛上发生的事实。虽然已习惯了失败，但我们终究不能麻木。本文提出了对围棋人才培养机制的见解，局中、局外人不妨一读。

　　尽管小虎辈棋手偶有建树让人振奋，但是影响中国围棋发展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围棋屡战屡败的怪圈依旧没有打破。回首历史，环顾现实，笔者把萦绕于心的问题，说与大家。

　　有短文一篇发人深省：海滩上，几只小海龟钻出沙窝，蹒跚地爬向大海。几只海鸟发现了沙滩上的美味，俯冲下来。好心的游人见势不妙，驱走海鸟，海龟得以顺利地回归大海。紧接着，成千上万的小海龟得到信号，争先恐后地爬上地面，浩浩荡荡地回归家园。霎那间，伺机而动的海鸟将海滩变成了杀戮的战场，惨不忍睹的景象让人们追悔莫及。人类对自然的随意干预，竟酿成一场灾难。

　　我们的天才少年、尖子棋手一旦跃入国少队的龙门，就可以“食宿无忧、学业无争，研棋八小时是楷模”。尽管有一年一度的选拔淘汰，那也是棋艺决定一切——不考察文化素质、道德水准、发展后劲。对于尚未成年的孩子，过分强调才气，不利于他们的成长。设想，同龄的莘莘学子们最大愿望是睡个好觉，少年棋手们却得以天天美梦。天长日久，在获取知识能力、承受压力水平上，与其他行业的骄子相比，与磨刀霍霍的日韩新锐相拼，差距岂止一星半点！我们的体制保护棋手的懒惰；纵容他们的自命不凡；放任他们滋生枝杈；透支他们的发展空间。如此呵护只会造就庭院里的千里马，怎会诞生精神领袖！我们过早的人为干预违背了客观规律，使幼苗失去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环境。这就是中国棋手早衰的根源。

　　首先，从综合素质上说。韩国少年棋手大多就读于冲岩，比赛、参加各种研究会之余，多数在家自学，但要参加学校考试。这种模式将少年职业棋手从学业上还原为普通人，和所有学子一样，只有通过考试，才能拿到文凭，没有特权。好处是：有利于连贯地完成学业，为持续发展打下基础；有利于锻炼自学能力，为创新、超越积蓄能量；有利于培养承受能力，遴选心理素质优良、情商高的人才。而人才素质包括知识、经验、能力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力，其次是经验，最后才是知识。韩国模式体现了对能力的重视以及对青少年成长规律的尊重。反观我国，难免有定向过早、急于求成之嫌。须知，基础知识底子过薄，在完成了知识继承后，就难以前行了。而国家队模式对于社会，就像那几只安全返回大海的海龟对于龟群，召唤着无法阻止的效仿。这正是笔者忧心忡忡之所在。

　　我曾看到北京某重点中学将围棋、艺术体操、田径、管乐等特长生混编于普通班，几年下来，缺课甚多的特长生中，亦不乏学业优异的佼佼者。这说明年青人的潜力很大，平等竞争有利于激发竞技状态，像李昌镐那样既下好围棋又出色完成高中学业，并非不可能。

　　其次，看专注围棋的程度。李昌镐说过：“日本棋手基本功都很扎实，而且对围棋始终抱着极大的热情去追求”。可以说，进入职业圈后，决定发展速度的主观因素最主要的当属热爱程度。并非所有在十几岁显露棋才的人，就都适合搞围棋。社会上，“少年佼佼，长大平平”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且，未来发展的变数很大，当初佼佼的水分也难滤。就环境而言，遇到识才而又有实力的教练，并生活于适宜其发展的团队十分重要。受这些条件所限，被职业段位圈进来的人中，能够发展成为顶尖棋手的并不多；发现自己不适合下棋或不爱围棋的也不少。但是由于拼初段时就扔了学业，这些人从事围棋以外的职业也很难。而另一方面，像胡煜清那样能胜邵炜刚九段的业余好手，虽年仅22岁，但由于18岁前未打入职业圈，则被关在职业比赛大门之外。应当说，中国的职业壁垒严重阻碍了围棋事业的发展。韩国围棋的繁荣，有业余出身的刘昌赫、徐奉洙等人不可磨灭的功绩。曹薰铉就是在徐奉洙的砥砺中强大的。中国围棋要崛起必须打破职业壁垒！让挟着清新野性的业余高手震荡中国棋坛有什么不好？！

　　再次，从进取精神上论。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年的中国围棋乙级联赛，有一批来华参赛不要对局费的日本棋手，如：濑户大树、孔令文、苏耀国。我们的旅韩客籍棋手江铸久“一元钱”效力山西队，义务跨国参赛。而抱怨无棋可下的中国低段棋手，在自己国家又有谁自费参赛了呢？给出场费外加负责交通、食、宿三大费用，是我们国家队、地方队的惯例，由此，也惯出了职业棋手某些毛病。宁肯晾着，也不去主动争取。这就是进取精神上的差距。日本围棋有希望，我是从这里看到的。

　　中国围棋需要哲学家，教育棋手懂得失；中国围棋需要思想家，避免领导在思想方法上犯常识性错误；中国围棋需要教育家，探索围棋人才成长的规律。我们如果总是在源头上犯错误，又有多少错可以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