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三国

　　足球之异同

　　正在进行的东亚足球四强赛，使人们再一次看到了中国足球与日、韩之间的差距。20年前，韩国足球水平与中国足球不在一个档次上。1990年以前，日本足球也无法与中国足球

较量。当三国足球先后进行职业化改革，先后走入市场之后，日、韩两国便把中国足球远远地甩到了后面，这是事实，但为什么？

　　无论施大爷、霍顿、还是米卢，也无论是国际足联、亚足联的专家，都认为东亚三强中，中国球员条件最好。比韩国人灵，比日本人高，却偏偏踢不过人家。

　　职业化是足球运动技术水平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因此足球落后的亚洲，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相继实行了职业化改革。韩国比我们改革早八、九年，日本只比我们早两年。但其发展进步的速度却有如此大的差距，何也？

　　因为体制，这一点用不着藏着掖着。职业足球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时代的产物。而当今国际足坛上的职业足球，无论体制、机制、理论、运营，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典型产物。因为职业足球在市场上的运营，其外延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它要与整个社会接轨。而日本、韩国的国家体制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而职业足球在那里不会出现体制、机制等限制，它们不需要磨合。人们的社会环境、生活空间、法制习惯、职业操守等等都自然接轨，职业化改革便顺当得多。

　　而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职业足球这一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进入中国社会，便在诸多环节上不合拍，需要磨合。尽管小平同志11年前就说了：“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尽管10年来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突飞猛进，成就辉煌。市场经济的构架正在建立。但在转型期，传统的观念还在顽强地干扰，硬件、软件上积习难改，在这艰苦的磨合中，消磨了时间、消磨了机遇、消磨了人才。这便是中国职业足球落后于日、韩的根本原因。

　　几件令人

　　啼笑皆非的事情

　　1，职业足球的财权由谁掌握

　　1995年春，中国足球第一个职业联赛赛季结束后，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激增，引起了其他各项目运动员的波动。为此，前国家体委领导召开了研讨会，中央9家新闻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

　　国家体委的领导就如何有效地管理职业足球市场，如何控制球员的收入，使之收入与付出更为合理为议题请大家讨论。在座的媒体同行一致提出要研究国外的经验、研究市场经济规律，使职业足球规范的惟一做法，也是世界上所有开展职业足球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的做法，即：考虑建立中国职业足球联盟，既是一个机构，配合足协规范足球市场，又是开发足球产业的一个平台。

　　体委领导问，职业联盟如何组成？大家认为，应由所有职业俱乐部出资方代表组成理事会，由理事会推选出董事会和监事会，再由董事会选择总经理，成为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这样，花钱、赚钱、运营、开发，都由股东掌握，就会逐渐规范起来。

　　体委领导听了之后说：照此说来，职业足球的财权不能掌握在党的手里，这不行。

　　大家愕然了，职业足球联盟也好，各职业俱乐部也好，在市场开发过程中，都得照章向国家纳税。并且对各级国家队，对青少年的培养、场地设施建设，都有投入的明文规定。难道这财权不是掌握在国家手中吗？但就是领导这一否定，中国职业联赛踢了10年，至今也未能建立起足球产业开发的机构与平台。

　　2，合资报告4年后才到领导手中

　　2001年春节前，北京某甲A俱乐部老板宴请新闻界的老朋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毕，你带来的那个英超俱乐部与我参股合资的材料很好，这事可以办。

　　我当时一愣，说笑着含混过去了。我心想，我没掺和你们什么合资的事儿呵。仔细回忆，忽然想起来，确有其事，不过那是4年前的事儿了。

　　1997年，我陪范志毅、张恩华到英国南安普敦俱乐部去试训。该俱乐部负责经营开发的副总找我和刘宏伟详谈了一次，表达了要与北京、上海的甲A俱乐部合股经营的意愿。回国后，我们根据对方的要求，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做了一份材料给对方，内容包括：俱乐部3年来的联赛成绩，队员情况、经营状况、俱乐部影响范围、北京市人口情况、有薪族的人口比例、球迷的人口比例、他们用于文体消费的支出占收入多大比例……十分复杂详细。对方看过材料后表示满意，明确表达了合作意向，并提出了他们具体合作的内容和条件。

　　一要控股，哪怕51%也行；二要买断经营权；三要投入大部分现金，其余部分以教练、球员输入折抵。

　　我们找到俱乐部，相熟的一位副董事长、一位副总经理接待了我们。看到材料之后说：对方控股，老板肯定不干。副总经理说得更直接，这样的材料我们可不敢送给老板，不骂死我们才怪呢。

　　我与刘宏伟向他们解释：俱乐部是你们集团的一个企业，而且是最赔钱的企业，因为足球有广告效应，所以赔本儿赚吆喝。假如有英国足球资本进来，你们不但不赔本儿了，还成了全国第一家与英超合资的俱乐部，名称又不改变，宣传广告效应不更大吗？既赚钱又赚吆喝不更好吗？

　　对方也觉得是那么回事，但后来依旧没敢送给老板，一误就是4年，南安普敦早就不想这事了。您说可笑不可笑。到底是霸道的管理作风耽误了好事呢？还是旧的体制观念耽误了好事呢？

　　上述两个故事，无论是体委领导怕丢失财权也好；还是俱乐部的家长式管理体制也罢，都说明了一个问题。

　　即：中国职业足球的决策者及操作管理者，他们的头脑还停留在过去的旧体制之中，对市场经济、资本运作、足球产业开发等等适应职业足球生存的理论、知识、技能则知之甚少，乃至天然排斥。其结果，只能是贻误商机，使职业足球生存艰难、发展缓慢。

　　广东足球

　　萎缩的启示

　　中国足球历来分南北两派技术风格，南有广东、北有辽宁，容志行、古广明、陈熙荣、彭伟国……这些赫赫有名的国脚都是广东足球的沃土培育出来的。从1993年中国足球改革试运行起，至1998年，广东足球一片生机，最多时甲A、甲B球队加在一起有四、五支。这既是广东的足球传统，也是广东经济发展使然。

　　但，曾几何时，广东足球却悄然陨落，宏远没了，白云散了，广州不玩儿了……目前只剩下一支深圳健力宝，也只能说是一支移民球队驻军广东而已，人员也缺少广东子弟兵。这是为什么？是广东没钱办俱乐部吗？非也，是广东人忽然都不会踢球了吗？不是。那为什么呢？

　　还是中国职业足球没有一个合理的平台，没有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环境下生存发展的决策，没有一批有助于足球市场开发创利的政策法规。使投资足球事业的人看不到前景。

　　广东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是特区，广东人最先下海，最先懂得商海中的酸甜苦辣，也最先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科学与甜头，所以广东的商家企业是最精明的。当中国职业足球改革开始的时候，他们最先预感到中国足球市场的宏大、资源丰富，投身其中，完全有可能在足球产业开发过程中获得丰厚利润，因此争先恐后地办起了俱乐部。

　　在商言商，作为商家，他们在支持中国足球发展的热情之后，真正关心的是投入就要产出，光投入不产出，这种赔本的买卖是没人要做的。在中国职业足球环境中生存了5年之后，他们从满怀壮志到失去热情，到看不到前途，于是便纷纷撤火，不再投入了。

　　广东的足球投资商们，读不懂中国足协的一系列政策条文，从中看不到市场经济规律，只能感到行政干预的压力；没有一个职业联盟的平台可以供他们联手演出，只备尝蚀本儿的艰辛。作为最先懂得市场的广东人不玩儿了，和中国足球拜拜了。

　　广东足球失去了经济后援，因而便萎缩了。广东现象可以说是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一个先兆。广东人先懂市场，就先撤火了；其他地方的人早晚有一天也会懂市场，也早晚有一天要撤火。除非中国足协自己发奋，赶在别人读懂市场之前，自己先读懂，改弦更张，营造好一个适应职业足球发展的好环境、好政策、好平台。让投资者尝到甜头，让中国的足球产业开发成就规模、获取利润。或许中国职业足球就会新生，中国足球水平就能发展、提高。

　　三个层次的

　　资本运作

　　中国职业足球改革的第二次起飞必须从足球产业开发入手，这是十年甲A给予我们的最深刻的启示。已故的中国足协副主席许放先生在1996年足球工作会议上就说过：“中国的足球市场现在已经开了，但还没发，要让它发起来有许多工作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但我们不能等，要实干，完善市场环境。只有足球产业发起来，中国足球水平的提高才有更坚实的基础。”可惜许放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足球产业开发与其他产业开发一样，必须依托市场，打造经营平台，循序渐进地发展。总的说来不外乎三个层次，即：现货炒卖、资源整合、概念炒作。

　　球员转会、门票发售、广告等都属现货炒作，但它形不成资本运作的规模经营。资源整合便有了规模。如IMG、百事可乐、西门子的合作介入，属资源整合。将各俱乐部的部分资源及甲A的部分经营权打包出售给上述商家，取得甲A联赛的部分资金。遗憾的是，由于我们的职业足球没有搭过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平台，即使我们正在做着资源整合的事情，但决策者们却并没意识到这是资本运作的一种形式，依旧认为是我买你卖的小生意，争的也还是小利益，至于什么股份、权益却不太明白。

　　与外商合作是一个途径，国内的资源整合也是重要途径，可惜决策者们看不到。比如，1997年起，甲A联赛电视转播权问题，在足协与央视之间的争吵日甚，一个想多要，一个想不给，都是独家垄断，又都是官办衙门，谁也不让谁。假如足协与央视双方都明白市场经济的话，就会化敌为友。

　　2000年时，我与央视体育中心负责人和足协领导提出建议：你们双方将资源整合，成立一个股份制实体，先架起一个平台，足协有比赛资源，央视有转播网络，双方合作，一统天下，出售电视转播权、广告时段，启动多种活动，这样，一个赛季下来，赚取的利润就不是每家三、四百万的事了，可能几千万，也可能上亿，逐渐便成了规模，将来再争取上市，那中国足球产业就真的开发起来了。这就叫强强联手，实现双赢。

　　这建议虽说双方都觉得有道理，但却都不肯放下架子，丢掉面子，一个官本位便把大好商机贻误，以至2001年央视因价钱谈不拢没转播甲A前几轮比赛，被百事视为违反合同，第二年拒绝与足协合作。使中国足球既丢了信誉，又丢了资本。说到底，那两大衙门的人还是没听懂。致使中国足球产业开发的平台依旧没能搭起来。

　　当资源整合到一定规模，有了一定资本，便要适时推出新概念，玩概念是资本市场的高层次。

　　别看中国足球产业的平台没搭起来，中国足协却迫不及待地玩儿起了概念，把甲A改叫中超了。没有平台、没有体制、没有机制就玩概念，那不叫资本运作，而叫好大喜功，结果只能是拿着中国足球市场这个金饭碗挨饿。白瞎了这个概念。

　　为了中国足球市场能规范化发展，为了中国足球产业能健康正常地发展，为了中国足球运动水平提高有坚实的条件、良好的环境，中超决策者们虚下心来好好学学市场行不行？自己不行就请选贤任能，把自己的官、权、利及面子先放下几年行不行？

　　当然，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障碍中国职业足球的冰山一角早晚也得融化，所谓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但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可以提前的，并使自己在学习中获得新生的，为什么非等别人将自己铲除呢？

　　平台必须搭建，就像鲁迅先生所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