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十年，耗资十数亿巨资，没有打造出一个好的品牌，甲A退出历史舞台成为必然。甲A十年，最令人扼腕的是面向市场求生存的职业联赛，演化成诚信扫地的“劣质产品”。谁应该为此负责？是赛事的组织者、管理者，还是俱乐部、球员，或者是裁判、媒体、球迷？

　　在中央电视台、新浪网等联合进行的末代甲A多轮赛事的网上调查中，超过五成的甲A比赛可信度受到球迷的质疑。诚信扫地、品牌低下的甲A，是足球从业者们的耻辱。众多城市

的甲A赛场，球迷们以拒绝看球表达着无声的抗议。十年结束后的这一结果，不能不说是对足球从业者们的一大讥讽。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广东举行的足协杯赛上，出现过一场比赛仅10余名观众的现象，那时的一场比赛，参赛两队各得不足50元人民币的出场费。中国足球从业者们以此为动力，发起了一场从内向外的改革，但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中国足球界，十余年间，除了众多从业者腰包鼓鼓外，管理水平没有提高、球技没有提高，“假球黑哨”越来越成为甲A的代名词。“甲B五鼠”、“龚建平”、“渝沈之战”，这些具有独特含义的特殊名词，成为这个行业里的耻辱柱，永远钉在那里，昭示后人。

　　赌球、卖球、黑哨等丑恶现象在中国足球圈里并非个别现象。这些丑恶现象正越来越严重地侵蚀着原本就体弱的中国足球的肌体。

　　高出中国工薪阶层平均年薪几十甚至上百倍的收入水平，仍然没有满足足球圈中不少缺乏职业道德和良知的从业者的胃口。球技没有提高，贪欲却是没完没了。在这个圈里，球员卖球、赌球、打假球现象并不鲜见。缺乏有效制约的职业足球领域，正以相对“独立”的游戏方式，进行一种自利的洗钱游戏，进行着短视的杀鸡取卵。

　　浙江绿城、广州吉利两个足球俱乐部2001年底一怒揭黑的行为，将中国足球的黑暗面血淋淋地袒露在世人面前。扫黑风暴最终以司法介入、将一名黑裁判关进监狱暂时画上句号，但打击假球、黑哨依然任重道远，这些毒瘤是否会侵蚀“中超”，人们正拭目以待。

　　作者:汪涌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发展，正经受着体制的瓶颈束约。甲A的管理者，是中国足协，同时也是吃着“皇粮”的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这样一个混合体，十年间一直运作着中国资金额度最大的单项体育赛事。如今，这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体制显然不符合深入改革的需要。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种体制下出台的“游戏”规则，注定是漏洞不少、危机潜伏。十年中，中国足球的起落沉浮，多数情况都与这种改革不到位的体制下制订的政策和决策相关。

　　十年甲A，在职业足球领域这个最应当同国际接轨的领域，仍然保持着市场和计划双轨并行的体制，不断撞击的结果，酿制了不少看似荒诞，其实并非偶然的决策。十年甲A，政策的动荡和随意性，影响了甲A的产品品质，导致了投资风险的不可预期，使许多人对甲A失去了信心。

　　甲A十年，先后有过多次事关各个俱乐部上亿投资的关键性政策性动荡。2001赛季的甲A只升不降制，2002赛季甲A的不升不降制，以及2003赛季15支球队争夺12个中超名额的关键性决策，几乎都是“拍脑袋”的决策产物。决策者随意的“灵机一动”、“心血来潮”，瞬间就让俱乐部的巨额投资打了水漂。缺乏足够扎实、科学的市场调研和分析论证的决策，为甲A出现混乱局面，以及投资和运营无序埋下了祸端。

　　球员转会制度上也同样如此，倒摘牌、一名球员的自由转会、形同虚设的限薪令、21岁以下球员规定上场制等行政强硬干预市场的随意性决策，不胜枚举。这与职业足球市场经济规律形成悖论后产生的抗体，生发出一种奇怪的“废品报复”效应。这一系列颇具荒诞色彩的现象，只有在极端特殊的背景下，才能得到诠释。

　　中国足球的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借鉴英超、意甲等运作成功的联赛模式，用类似公司的模式去进行真正的商业运作，中国足协仅在宏观上进行把握，使职业足球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营，以市场之手在法规框架内发展足球，这是“中超”成功的出路。

　　中国足球与日、韩足球的不同，除了球技水平外，说到底是赛场外体制上的差距。“中超”必须要惟市场是从，绝不能再搞“长官意志”，这事关“中超”的生存死亡。

　　而这正是盘点甲A十年后，给予人们最刻骨铭心的启示。

　　作者: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