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和谐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或悖论，按照经典理论，追求公平往往要牺牲效率，而提高效率似乎必然要以损害公平性为代价。职业化这柄双刃剑使中国足球释放了活力，也日益遭受这一难题或悖论的煎熬。日前足协公布了明年转会细则，有关国脚转会的限制性条款终于被推出。据悉，在要不要实施这一新政的问题上，足协踌躇再三，有关官员痛苦地发现，在他们的政策目标中，存在着互相矛盾、难以共赢的抗体。

　　由于各级国家队门门功课开红灯，且看不到反弹拐点，足协今年又把争取荣誉和政绩的重担分派给俱乐部(征战亚冠联赛的实德)，并许诺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可是实德却有辱使命。检讨此中得失，合理的逻辑是必须实行进一步的资源集中，来自阿联酋和泰国的球队能出人意料地分获冠亚军，就与这种国脚相对集中和临时招募强援的策略有关。

　　然而，现在足协的政策取向却是相反的，不论是限制国脚转会，还是削减外援数量，或什么禁止引进外籍门将、倒摘牌之类的土政策，都旨在削弱强队的实力和潜力。至于限薪、俱乐部不得亏损或负债经营等规定，实际后果也是阻碍中国诞生如皇马、曼联那样的超级俱乐部。

　　不是说足协不需要实德们长脸了，而是足协的思维和行为更多地受到另外一些政策目标的左右，即公平或太平。他们担心，如果国脚集中在少数球队，会造成强弱过于悬殊，进而导致竞争性丧失；他们认为，外援过多，既抑制了国内球员的成长，又“浪费”外汇。他们还担心，若出现像皇马那样的超级球会和G14之类的组织，足协的权威和利益将受到挑战。于是，足协颁布了一系列弱化俱乐部竞争力和活力以及话语权的政策，中超实际上是一个“大政府小俱乐部”的框架，而所谓公平，则演化为平均主义的代名词。

　　在公平与效率面前，足协应该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取舍，面面俱到的结果只能是两头落空。在一个新兴国家，公平与效率难以两全，只能是公平让位效率，只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足球也同理，如果各俱乐部投入差不多、人员组合差不多、工资奖金差不多，那是在玩乌托邦式的过家家游戏，而不是搞市场经济和职业足球，当然也不可能诞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级俱乐部。

　　实德或申花、国际等强队，若要打造世界三十强俱乐部，必然要走引进比内梅切克、阿尔贝茨更大牌的球星、比现在张玉宁们更高的年薪制以及让一些大牌球星坐板凳的轮换制之路，为此，它们很可能在某个时期负债经营，某个财政年度出现亏损。这完全是它们自己的事，即使因此而破产，都用不着足协操心，更不必制造年收入3000万之类拍脑袋想出来的套套。

　　破产兼并事件层出不穷是新兴市场的一大特征，在优胜劣汰中，剩下的是不受任何荫庇的真正强者，这种无情而非温情、紊乱而非齐步走，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必然要经受的阵痛。应该看得懂其中的前因后果：在企业频繁地进入退出的背后，甲A已经大浪淘沙出一些真正的足球大鳄；而在那众多水货外援身上“浪费”了无数外汇后，如今甲A外援水平空前提高。在中国足坛，这样的进程还在继续，还应该继续。

　　对徐明、徐泽宪那样的商界精英，在不太了解或看得懂他们的足球产业模式前，由行政官员来谈什么浪费资源是要让人笑话的。只能说，足协现在运作职业足球的理念，大致还停留在约10年前，由广州太阳神俱乐部主导的小国寡民时代。那种玩法，必然导致中超将被更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J联赛、K联赛乃至卡塔尔联赛边缘化的下场，就如太阳神被健力宝边缘化一样。

　　周文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