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海德公园对面的格罗斯维纳酒店，过去曾以它的双塔式结构以及浮华风格名满伦敦的上流社会。当一场丑陋的8球员轮奸案曾在这里发生，而涉案者又是如今拿着上万周薪的北部粗俗煤矿劳工后裔时，一个超越阶层的谈资刺激着英国公众的神经。
从9月29日《太阳报》拉开此事的序幕来，一向善于无条件满足公众兴趣的英国媒体，却根本无法深入到案件中去。因为就此案件伦敦地方法院已颁布了“封口令”，一方面强奸
案件在惯例上需要保护受害者的隐私权，另一方面也是涉嫌球员对未来公正审理、审判此案的要求，因为他们是一群特殊的公共人物。“封口令”带来了该新闻的资源极度稀缺，自然，公众兴趣也就降到最低限度的揣测：这8个球员都是什么鸟人？也许仅仅是这种以流言为载体的揣测，本身就成为了最好的“意淫”对象。而媒体更像是闻到腐肉而兴奋的鬣狗，正如《镜报》所言：“媒体发现这个故事难以抗拒，因为它具备了所有的因素：性、暴力、足球、挑逗、名人和金钱。”只是一道封口令，把这种知情与意淫的欲望压抑到一个皮囊中，而皮囊迅速在膨胀……
无独有偶，随着10月9日听证会的来临，科比·布莱恩特也成为了美国媒体追逐的对象。ESPN这样调侃他们的同行：“鹰县法庭外的媒体平台和帐篷说明了媒体的病态心理，那架势简直就像萨达姆·侯赛因在鹰县的法庭上出现了。在给公众知情权的托辞下，媒体似乎要在未来一年里一个频道接一个频道地分析科比，而且绝大多数分析根本没有新的信息。”由于1995年辛普森案件的刑事审判进行了电视直播(有1.5亿人收看)，把一场法庭的审判变成了“美国电视史上最出色的现场电视节目”，这次科比的性侵犯案拒绝了媒体的过度介入。
两个体育名人案中，媒体使用权(Media Access)成为或正在成为了千夫所指。而媒体对此的辩解是公众兴趣是与知情权有关的一个概念。人人都有知的权利，也都有知的欲望。当多数人对某个人或某件事产生了知的欲望时，即存在着公众兴趣问题。为了满足公众兴趣而可能侵害了他人的权益，但满足了公众兴趣，媒体由此可以免责。
辩解不无道理。原罪，本源于公共领域的公众生活。
体育明星不仅仅是媒体中的符号和公众的谈资，更是公共生活领域的自然组成部分。在英超强奸案中，有6名涉嫌球员是纽卡斯尔联队中的主力，当他们随后周末出现在上万人聚集的球场这样的公共场所，出现在全球范围的电视直播中时，他们与公众的关系，远比与媒体的报道关系要复杂广泛；而纽卡斯尔联更是一家上市公司，作为特殊的一种PLC(公共上市公司)，球员丑闻的影响程度也绝非普通上市公司的职员丑闻可比拟，强奸案对该公司的股票持有者带来的收益影响，也超出了体育的范畴。所以，指责媒体的八卦与批判球员道德底线的同时，公众们的胃口和品味，同样也不那么地道。
足球和它的明星们与媒体、公众共生组成了一个公共领域，社会公众对待公共事件的集体性态度，本该有更高的道德底线和理性色彩。在经历了辛普森案件的洗礼之后，美国媒体也期望“公众应该有足够的智慧避免落入陷阱”，但隐藏在电视机与报纸背后的，却是一种窥视之痒的阴暗，而在伦敦的轮奸案“封口令”，只是更加刺激了这种公共生活中隐匿着的诟病。
按：8名球员究竟是谁，请参看今日上市的83期足球周刊《他们有罪？》。
卢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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