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广州的北京朋友跟我说起“碧咸”，他说的是“波依碧，西依安咸”，不是“波依碧，喝安韩”，标准的普通话发音。“来广州就要说广州话，所以不谈切尔西，只讲车路士。”他说。一听就知道是玩彩闹的，我对他说，香港澳门准备改大陆译名了，RAUL不叫莱奥，也叫劳尔了，听起来和普通话“蝼蚁”一模一样。他说不好玩不好玩，有两个称呼好，就像古代，有名又有字，换着使唤。

　　“有名又有字”让我想起当年的一头雾水。1994年世界杯，我在一家周报干活，那时还不知道上网是上哪，也没那么多体育记者大腕满世界跑，一听编世界杯特刊，头都大了。领导扔了一堆香港报纸，说没事，有这个。于是我干了一个月粤语翻译。翻句子还能连蒙带猜，遇到人名十有八九会掉坑里。为了证实史杜哲高夫是不是斯托伊奇科夫，我问了一堆人(那间报社当时也是外地人多，而且球迷少)。最离谱的是一个名字是“和拉”，我甚至想起了打麻将，因为我记得“和”字还念“胡”，专门为麻将设的一个音。如果不是一个地道的广州球迷指点迷津，打死我也想不到这个人就是现在德国队的主教练沃勒尔。

　　碧咸对于贝克汉姆，一枚硬币的两面。除了彩民，对普通人并没有多少意义。但广州话里的很多词被普通话挪用，则确确实实地沉积在了平常生活里。比如的士、生猛、拥趸、发烧友、万宝路、爱立信等等各色词汇均源自广州话。因为已经沉积，所以很多时候并不察觉。看过一篇文章，将麦当劳的译名解析为“想吃麦就要劳动”，作为信达雅的典范，与可口可乐相提并论。其实麦当劳就是一广州话音译，并非美国著名快餐企业的专有名词。当我们称呼麦克唐纳先生时，香港人就称呼麦当劳先生。之所以有此牵强附会的解释，大概是因为品牌够响，译名也就跟着顺眼了。就像劳力士，一个香港建筑工人般的名字成了上流人士身份地位的象征，错位到了极点，不过那手表实在是好，人们也就接受了这个“意头”不好的译名。当然，从教育小孩子爱惜粮食的角度出发，如此解析麦当劳还是可取的。

　　上上个世纪之交，中国新生事物层出，汉语从日语里借用了大量的英译日的汉字写法，直至日语改为表音文字才告一段落。普通话从广州话的借词过程与此十分相似，也是改革开放后挪用香港的广州话写法的结果。当然后一次的规模和影响力无法与前一次相比，普通话的广州话借词大多是一些与商品有关的专有名词，不像一百年前有那么多“民主”、“科学”、“干部”之类形而上的东西。芸芸借词中，比较有趣的是一个已经基本消亡的词———面的，普通话和广州话的杂交产品，北京人民的聪明智慧。

　　语言之间的交流，总是受到经济和文化的左右。非典那段时间，广州话和果子狸同病相怜，成为网民攻击对象，重提鸟语和南蛮之音一说，地位骤降。其实广州话对普通话影响的强弱起伏，根源在香港。以前是香港人探访祖国大好河山，现在是大陆观光客振兴香港旅游业，一来一往，时移势易。多年以前，SONY就把汉语译名统一为普通话音译的“索尼”，取消了香港的“新力”。现在看来这一统一很有远见。随着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普通话从广州话的借词运动已经基本告一段落。

　　据说辛亥革命后，曾有人建议孙中山将广州话定为官话，遭到否决。刚来广州时觉得广州话很难听，听到这个传说，心想好在没有，广州话说起来嘴张得太大，上海话张不开嘴，还是北京话开合度正好。呆久了，发现自己狭隘。话好不好听，看是谁说的，说什么，这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是一个道理。不过9个调的广州话的确太难学，定为官话实在是难为了全国人民。

　　当年的定夺造就了两个近亲：普通话和台湾“国语”。普通话的定义很有趣，《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定义普通话的：“现代汉语的标准语，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根据这个定义，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普通人会说标准的普通话，除了专门训练过的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不知道别的国家的官方语言是否也是这样，这一源自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定义导致普通话很容易受到方言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肯定是台湾“国语”，除了借词，还能借调———由于血缘相近，稍一拐弯就到了海峡对岸。有意思的是首先变调的恰恰是最应该说标准普通话的专业人士，随着主持人更名DJ、VJ，他们的口音和用词造句越来越台湾了。像著名的凤凰卫视，我一度以为他们的主持人都是港台同胞，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大陆老乡。至于湖南卫视，虽然我一开始就知道是大陆老乡，还是觉得李湘等人是港台同胞。

　　黄色潜水艇

　　孙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