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听圈中的一位朋友讲，有一名中国国字号球员嘲弄一名足球记者爬墙头观看训练，这位被嘲讽的记者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同事，这并不能成为一个让笔者不忿的理由，倒是那位能够成为“国字号”的球员实在让人无法理喻，尤其是他的一番近似侮辱的语言很难让人相信我们球员的质量、职业感和修养是如此卑微。
在欧洲，足球记者的地位远比在中国要来得高尚，这种高尚并不是源于采访对象的慷
慨，或者施舍，相反，很多的时候，记者都会遭到球员或者球星的直接拒绝，但是没有人会说：“这个记者真让人烦。”
齐达内、维耶里，以及眼下的费戈都拥有比较冷漠的性格，绝大多数记者在接触他们之前都会作好被回绝的心理准备，但是这并不是代表着球星们就此剥夺了记者的话语权，更不代表着记者失去了观摩和审视的权利，更多的时候，当对话成为泡影，记者就不得不利用观察这一武器。
我觉得，一名效力中国甲A联赛的球员实在是没有权力在那里对于记者的敬业精神指手画脚，反过来，一名非常职业的记者也不会因为一名球员停不住球，找不到点，或者因正常的判断失误而竭尽冷嘲热讽。
欧洲联赛证明了一个非常普通的规律，绝大多数从主观上就与媒介作对的球员往往都没有很好的结局，也许巴斯滕是一个例外，也许人们会看到马拉多纳向记者开枪的一刹那，但是很少人能够知道，巴斯滕在最后伤痛的岁月中正是有两名来自荷兰的记者日夜相陪，才在意念上找到了一个新的突破口。而马拉多纳会为他在西班牙最好的记者朋友卡洛斯抵达阿根廷之后，不去他的家中居住而大发雷霆。因为当他在与毕尔巴鄂的恶战中倒下的时候，以及在后来的大部分休养时间里，正是卡洛斯给了他精神上的力量，之后才有了那不勒斯的神话。
人们所熟悉的阿内尔卡，还有今天的里瓦尔多都是在与媒介的对峙中渐渐远离自己的顶峰。我无意强调媒介和记者的重要，他们只不过是足球良性和恶性发展的导体，没有人敢否认在今天如云的中国足球记者中缺乏强悍的职业底气，自然那些很职业的球员完全有理由给予回敬或者回绝。
但是，如果一名用心审视足球的职业记者，经常受到如此不太公正的评价，的确是中国足球的一个笑话。攀墙头也好，爬树也好，正视也好，窥视也好，足球就是一个被人们看圆了的，谁能说出一个不允许观看的理由呢？
事实上在欧洲，人们说起来就倍感恐怖的拜仁慕尼黑有一位非常不愿意“围墙”修炼的主帅希斯菲尔德，他历来自信的目光告诉所有人，拜仁不需要隐瞒自己的战术。博斯克同样也没有弗格森那样封闭，即使在比赛前的最后一场封闭训练中，他也特别允许若干镜头在场外架撑，他常说，战术练来练去不过是那么一回事。我需要人们的观察和提醒。
这就让人想到或质疑，封闭训练，特别是在中国封闭训练的价值。当然，非典的特殊情况让许多希望做得更职业一点的记者们采取了一些过分，但绝对属于职业范畴之内的行为，有些争议可以理解。问题的关键是看，看到，被看和不想被人看到不应该成为足球世界当中矛盾的所在，当管理者让一切都更透明一些，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牺牲时间、精力，甚至名誉的记者了。
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媒体之间残酷的搏杀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媒体对于中国足球良性的影响力，特别是当这一点成为了部分人对于中国足球落后所设定的一个理由。1993年，一名西班牙体育报的记者曾经受到了一名球员的粗暴待遇，第二天该报对手《马卡》报头版声援这名记者并严词谴责球员的不良行径。这应该给我们的所有同行一点点启示。
回过头来，很想对那位称记者无聊的国脚说：踢好的你的球，即使没有人再看你，你面前的足球会透视出你的一切，你的人性和你的悟性。(滨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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