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在年初展望新赛季甲A大势时，就将去年第3名的北京现代断然排除出夺冠兵团，但还是想象力不够丰富，没能够预见其现时堕落到在降级区苦苦挣扎的熊样，更想象不到曾经那么热爱国安队的北京球迷，现在竟如此憎恨国安俱乐部。毕竟，作为首都代表性球队，所拥有的区位优势是谁也比不了的，在职业化初期也很是辉煌过。国安集团又是一家背景显赫的国字号大企业，浸淫职业足球的年头也为业内之最。
然而，辉煌与堕落往往只有一线之隔。当中国足球度过了职业化的转型期，在思维观念和运作模式上都顽固地停留在专业足球时代的国安俱乐部就开始堕落了。从1997年开始，队中知名球员开始一批一批地逃离，表面上是为不菲的签字费和高收入所诱惑，实际上更为了摆脱某种与职业化潮流格格不入的观念和行为。但俱乐部方面不以为鉴，更毫无危机意识，反而发出狠话：走可以，但谁也别想再回来。言语中流露出一派京城大球会的优越感，与那种国营大企业中“辞职可以，但不能办停薪留职”的态度一脉相传。
都说国安是皇城根下的“御林军”，其实其早就沦为平民球队或破落贵族了。几年来，队中称得上球星的纷纷外流，二、三流的则被大甩卖，高峰、高洪波那一拨就不说了，新国脚王安治和张烁以及曾经给国安致命一击的张辛昕都是国安淘汰人员。留下的球员都是不提或不敢闹工资、奖金、主力位置和走训等“非分”要求的好孩子，可太乖的孩子大都是没有个性、缺乏天赋的庸才。从1998年起，号称永远争第一的国安队每况愈下，以至今年半途救火的老彼德不得不为这支曾经是甲A最富激情的球队设计了龟缩防守的361阵型，并为无人可用而愁白了头。
显然，拯救国安，光请回老彼德没用，也远不是请几个如马丁内斯、拉蒂尼奥那样了得的外援就可以的。其实，国安如何才能争第一，并不是一道难题。上赛季，国安请来了老彼德，并引进了巴辛、卡西亚诺和李明等悍将，结果立马从第9名弹升到第3名，并差一点拿了冠军。然而，赛季一结束，这些功臣悉数走人，个中原因与1997年那批本地球星出走完全相同。
钱当然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该俱乐部的主事者，尽管已经身处市场经济的最前沿，在观念上仍然像某些清谈误国的道德家，特别反感球员和教练跟他们谈钱，原来的防守中坚李明就是因为几十万的年薪差价而投了中远怀抱，事实证明，李明在中远的效用，或国安失去李明的代价显然远远不止几十万人民币。另外，虽然请回了老彼德，却剥夺了他在外援引进上的参与决策权，据说是因为有人告发彼德在引进外援时吃回扣。
国安始终生活在悖论中：很想要成绩，却不怎么肯投入；自己与赞助商谈判时狮子大开口，以至长期招商困难，却不许球员索要签字费、提加工资要求；无论从成绩上，还是从球员构成或财务结构上看，国安队都已是一支典型的平民球队，然而其头头脑脑们却一直有着贵族般的感觉和作派。在甲A一片污泥浊水中，国安俱乐部假球不打、裁判工作不做，签字费没有、超额奖金免谈，堪称最规范的俱乐部。可惜这一切的出发点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圣洁，部分出于一种文化的、血统的虚幻意识，更多是受僵化体制的硬约束。在不干假球黑哨之类的“坏事”的同时，很多应该干的“好事”也荒废了或干砸了。
甲A各俱乐部，一部分是民营化的老板足球，还有一部分是国企体制的官办足球，而国安又是其中最僵化的一类。名义上是股份制俱乐部，但一举一动完全受制于森严的等级体系，俱乐部没有决策权和人事财务权，也就不可能按职业足球的规律建设和管理俱乐部。其作为与不作为，完全是出于某种需要，当2002年有“需要”时，俱乐部投入不计成本；当没有这种需要时，比如今年，主事者就成了甩手掌柜，剩下俱乐部总经理和球队主教练在瞎忙活。
时下，京城民意汹汹，估计主事者出于安定的需要又要有所作为了，比如在最后一个外援名额上会下点狠劲，但以这样的运作模式，以这种装在套子里的思维，国安终有一天要被淘汰出局。亦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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