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利意识不清的地方，讲权利往往会被认为是无视情理，这在任何一个法治有待健全的地方都是正常的现象，问题的关键是，在产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我一直是体坛周报的忠实读者，但是对于该报的“姚明官司看‘情理法’还是‘法理情’？”一文，实在是充满了不解，作为一个文明社会的现代公民，这是一个问题吗？由于
关于姚明官司的问题，我已经写过相关的评论了，因此，我只对体坛周报的这篇让我费解的文章做一些简单的质疑。
首先，作者强调情理法的理由是荒谬的，甚至连他自己都知道，这种观念来自于几千年的封建集权，所谓的情义优先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感情，在温情脉脉的面具下，他真正的含义，是建立在集权隶属关系下的等级制度。夫妻之情是建立在夫为妻纲之上的压迫之情，父子之情是建立在父为子纲之上的主宰之情，而作者用来比拟姚明和他的主管部门之间的情的对象，恐怕更怕更是一种现代版的君臣之情吧！这是什么样的情义啊。说白了。是建立在附属与管制之上的奴役之情。
一个文明社会里，人们的感情交往首先建立在平等独立和自由的基础上，而不遵从法律则无以彰显公民之平等；不借助法律则无以确保公民人格之独立，而任何一种试图逾越法律的所谓情谊，无非是一种变相奴役的借口，一个失去权利的公民，唯一有的恐怕只是服从之情吧。
其次，作者似乎不明白，专家们认为505号文件不具备效力的原因。如果他愿意学习自己不明白的知识，我想告诉他的是505号文件之所以无效不是因为它与什么国际惯例不同，而是它根本就违反我们自己国家的法律-非经同意不得以牟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权。我在之前的评论中也已经说过了，作为人身权利的一种，任何机构都没有任何权利来处分由他管理的运动员的肖像权，这里面涉及了一个最起码的对人的尊重的问题，这是法律问题，但是这恰恰是最基本的情感问题，他意味着我们是否对一个公民的人格有着最起码的尊重。
再次，作者似乎没有搞清楚主管部门和可口可乐和姚明之间的关系，在他的比喻当中，主管部门是和矛盾没有什么关系的调解矛盾的村长，主要任务是陪双方喝喝酒，消消气。我只是觉得，在打一个轻佻的比方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搞清楚，你比的是什么，姚明和可口可乐之间的纠纷的起因，恰恰就是这位土村官违法处置了姚明的权利。所有的人都知道，村长应该是连带被告，相反，作为遵守合同的可口可乐也许才真的有些冤枉。
在最后，也许有一个观点是必须阐明的，在中国，的确法制在很多时候让人觉得十分无力，也许依靠所谓的通情达理，的确比是非分明的依法办事要容易很多，但是恰恰是这样，才更需要我们更加执着地去遵循法律，去捍卫权利。法治社会不是靠讲情求来的，而是靠不懈地斗争和努力而得来的。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者的义务。
我们当然知道，要尊重国情，但是我们恰恰也知道，本文作者所谓的国情，正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中国，而必须战胜的国情，而这！需要的难道是作者所谓的村长的酒量吗？我们支持姚明，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会还有许多村长，还有许多为村长而鼓噪的人的时候，为自己说不，需要多大的勇气。我们同时也要求姚明，坚持住，至少这一次，让情理法的顺序见鬼去吧！(飞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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