甩一甩手，忘记烦恼。这本是一种洒脱的处事方式，可现实却往往会让烦恼的人以粗暴的方式来宣泄自己内心的重压。
徐弘甩开了在他眼里不知趣、甚至有些穷极无聊的记者，从其所使的力量，不难想象一向以和气形象示人的大连籍少帅的内心有多郁闷。输了球，接待他们的是己方球迷掷出的如雨矿泉水瓶；赢了球，德阳球场内喊得最响的还是下课声。徐弘可以甩掉“好事”的记者
，但只要他在川足任职一天，烦恼就会跟随着他。
带着川足冲击中超，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况且，川足的问题远非积分多少、排名高下这么透明。“实德系”阴云看似散去，但屡换东家、清洗元老的狂风骤雨已让川足失去了往昔的战斗力。更可怕的是，这支伴随着中国足球职业化成长的球队正在遗失自己的地域亲和力，四川球迷的下课声正是一场更猛烈的暴风雨来临前的惊雷。
把所有的罪责推卸给实德，并不公允。徐明曾以为可以成为四川足球的救世主，但他低估了地域倾向对足球运动的影响。年前在注册问题上引出的一连串闹剧和家长制味道十足的清洗队内元老，让大连人在四川的威望扫地。
但川足糟糕的成绩，又何尝不是在为“全兴”的猝然退出还债？中国足球在向职业化努力，但中国的俱乐部们却依然业余，9年的时间让人学会了种种龌龊，俱乐部运营却仍然似家庭作坊。主赞助商就是老板，老板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甚至还可以充当主教练的指挥员，简单的构制不能承担任何风险。而老板们的热情，只是停留于对广告效应的简单理解，一旦完成心愿或是不堪重负，足球就只是一块又脏又臭、弃之为快的裹脚布。
四川的不幸，只是中国足球俱乐部的缩影。同样具有寓言意义的，还有一样处于风波中的辽宁。与徐明征服欲十足的巨贾形象不同，曹国俊只是一位精明的商人，辽宁队是他手下最拿得出手的商品，也只有商人才会把生产基地向劳动成本更低、市场前景更好的地方迁徙。南橘北枳，曹国俊的搬迁只能让辽足失去立足之地，面对着空空如也的主场，仅剩的是几句“面包会有的”的高昂口号。
将职业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足球永远无法甩开牛毛一般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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