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体育讯　想起来事情没那么悠远。

　　那天，米卢用半旧的皮鞋“处女踩”了红塔绒毯样的草皮，被发音很硬的昆明话呼喊了一千次名字，被那辆黑“红旗”像风一样拉着巡视了滇池风情，醺醺然走进每盘菜都昂贵的“昌元酒楼”，然后碰见同样醺醺然的戚务生。他俩用了1秒钟进行对视，用0.1秒作出了决定，用10秒钟进行了老哥们般熟络地拥抱，外交家般哈哈大笑，食指亲热地遥点对方……

　　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的对接进行得这么奇怪。

　　那天，米卢与戚务生说了很多奇怪的话，米卢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56的你可比56岁的我皮肤好多了，中国人的脸就这么唬人。”戚务生则说：“不对，我比你老，要不然怎么会让位给你呢。”米卢还说：“你看你身上穿着昂贵的‘法国鳄鱼’T恤，而我只能穿阿迪。”戚务生则说：“我其实很想穿你身上这件国家队体恤，但我穿不上了，他们不要我穿了。”两人又大笑。

　　那天他们还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我都不记得了，我觉得前任与继任之间的对接似乎就像一场大梦，缥缈得像每天早上滇池上的薄雾。

　　直到1月15日下午，阿里·汉用另一双半旧的鞋踩了红塔绒毯样的草皮，被发音很硬的昆明话呼唤了一千次名字，被那辆黑“红旗”风一般拉着巡视了滇池东岸……醺醺然的他没有去“昌元”，但他同样见着了戚务生。

　　戚务生已经59岁了，看起来还是和3年前一样年轻，所以他和54岁的阿里·汉没有“前任”与“继任”间的“对接”障碍。两次对接之间，中国足球发生过一些事情，也许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戚务生就知道阿里·汉要一天三练，就知道阿里·汉要用魔鬼方式训练中国球员。他们一起用半旧的皮鞋踩了绒软的草皮，用感慨的语气谈昆明的万千气象。“前任”还向“继任”承诺：随时可以调动红塔1、2、3、4、5队与国家队陪练。

　　我不知道回忆这两次情景对说明----2003年1月15日新任中国队主教练阿里·汉驾临红塔有什么历史意义，通常情况，文字工作者应该在时间前加上“公元”字样以示对历史事件的隆重感，但我不准备这么干，因为谁也把握不住这一天将对未来发生什么真正的“历史意义”，历史可能就是一场大梦，就像每天早上滇池上面缥缥渺渺的薄雾。

　　大梦，就像现在再想想米卢刚来红塔那会儿。

　　我试图采访那个先前给米卢开过车、现在又给阿里·汉开车的司机，这个典型的昆明小个子一定知道很多事情。我又没有这么干，想了想，如果按这样思路，我就得采访米卢住过阿里·汉也住过的“静海苑”别墅的服务员，就得采访红塔基地那个脸黑得和生铁一样的保安，就得采访从静海苑到训练场鹅卵石路上每一块石头，就得采访基地那个敦厚得就像上世纪50年代知识分子一样的摄影师，他在这儿拍过无数明星，每个人脸上痛苦和欢乐的皱纹他都知道。今天，肯定有文学青年在报纸上写下很激越的文字，开头不免有“公元”字样，结尾不免有“超越梦想”的尾韵。

　　我干不出来了，一个看过5个中国队主教练上课情景的人，有一天总会“公元”不出来，也“梦想”不出去。

　　这一天的意义是什么？米兰·德拉说的“历史的某一道灵光总会在未来投下同样痕迹”？霍金说的“时间和空间在一个浑圆后结合一点”？或者花木兰浅唱低吟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被世界杯预选赛像煎烙饼一样煎熬了十八遍后，我们打进了世界杯；被巴西、土耳其、哥斯达黎加做“火腿三文治”一样，我们又在世界杯被干了回来。我们痛，是因为还有快乐；我们快乐，是因为还有痛。

　　在进入世界杯的快乐和赶出世界杯的痛楚之后，我们开始了又一轮“痛并快乐着”，这是一个俗人的感觉，很真实，不管有没有“公元”。

　　别给我提阿里·汉是不是“水货”，别给我提2006年能不能杀向慕尼黑，别给我说4.5个名额够不够后年咱们像饥民一样分领大户的赈粮。

　　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快乐根源在于还有足球，这个足球在一次次新老“对接”中翻动，让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痛并快乐着，不管是米卢还是阿里·汉，拥有足球本身，足够了。

　　走在红塔基地里，能听到红嘴海鸥的漂亮鸣叫，能闻到又一个春天的气息，想起周华健唱的“从来只有新人笑，有谁听到旧人笑”，想起吴强告诉我南京诗人朱朱写给一个女孩的句子：“你从我眼前掠过，就像吃到春天里的第一口雪糕。”

　　留着痛，是因为要快乐；留着快乐，是因为去年夏天在韩国灼伤的屁股隐隐作痛；想着米卢，是因为阿里·汉来了；阿里·汉来了，是因为想像“吃到春天里的第一口雪糕”。

　　以极认真的态度看了阿里·汉的第一堂训练课，他和希丁克一样不玩“快乐足球”，他玩“痛苦足球”——对于中国球员来讲，只有痛苦，才能快乐，这才是中国足球的历史。

　　——2003年1月17日凌晨于海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