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檎

　　2002年，我蜻蜓点水般跑了几个地方，接触了一些人，做了一些只能算完成任务的访谈。由于只是“蜻蜓点水”，互相都没留下太多的印象，但印象不深并不代表感触也就不深。在那几个被我“访”了他们，他们自己也“谈”了的人当中，徐根宝和戚务生留给我的感触最深。

　　按理说，2002这一年算不上“土帅年”，这一年仍然是洋帅们喧宾夺主的一年——成绩最好和最差的都是洋帅，科萨和内托；人缘最好和最差的是洋帅，涅波和塔瓦雷斯；脾气最大和最没脾气的也是洋帅，彼德和比奇凯；最像英雄和最像狗熊的也还是洋帅，李章洙和皮特。顶着“洋光”顽强生存的土帅不多，朱广沪应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如果要颁个“本年度最具知名度土帅奖”，估计老朱还不够格，因为他除了抽签挣了个联赛老二外，似乎再没有制造过“轰动效应”。而另两名较他年长的土帅徐根宝和戚务生，吸引的眼球数量，绝对远远超过了朱广沪。

　　徐根宝和戚务生，2002年里最具知名度的两个土帅，他们之所以再次扬名，都和“下课”有关：一个是被人“下课”，一个是自己主动要“下课”。不管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他们两人都因为“下课”而成了新闻人物。而我，不知道是有幸还是不幸，正好在“下课”潮起的特殊日子里对这两人进行了访谈。

　　虽然我那两篇访谈算不上深刻，但我毕竟站在我自己的角度对他们有了一些了解。因此在说到我的2002时，我觉得有徐根宝的上海和有戚务生的昆明还值得我再次回首，因为在那两个地方，我看到了和感觉到了这两大土帅游离于新闻之外的一些东西。

　　徐根宝绝望的眼神告诉我，足球和自己，他都很当一回事

　　关于徐根宝，知道中国足球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各种描述多得不计其数，但我认为最精辟的还是黑盒子老师的那一段：“似乎终年架着一副变色镜，眼睛在镜片的背后时隐时现，不够友好。更糟糕的是，徐指导在中场休息时经常是比球员晚几分钟才出现在场地，面对摄象机，袖子稍微拉起，边走两只手边往左右甩水，显然是刚刚洗过手。”

　　“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够友好”，4月初去上海虹口体育场采访申花队和泰山队那场比赛时，相信大部分记者甚至工作人员都能明显地感受到。那时候徐根宝和他的申花队已经输得一塌糊涂，有关徐根宝下课的传闻已铺天盖地，徐根宝在这场比赛前“宣誓”：主场打泰山不赢两个球，比赛一完马上下课。

　　盼着徐根宝下课的人太多了，记者、“仇家”、对手，徐根宝深知这一点，因此在赛前十分愤怒地质问记者：我下课对你们有什么好处？我上着课你们还可以有很多的新闻写呢，下课了你们写什么去？

　　不过那时候徐根宝还撑得住，依然在中场休息后晚几分钟出来，一边走一边左右甩手，手上还是滴着水。结果是申花队被泰山赢了两球，终场哨声一响新闻发布会现场挤了一屋子人，连不相干的人也在门外伸长了脖子，目的就一个：看“徐大炮”怎么收场，怎么灰溜溜下课走人。但人们失望了，面对记者的百般引诱，徐根宝就是不说“辞职”，闭着嘴巴，只把镜片后面十分不友好的眼神撒了满屋。

　　那时候徐根宝给很多人的印象是“说话不算话”，耍赖，我也坚定不移地这样认为。无非就图一个主教练的位置嘛，我当时愤愤地想。

　　但不久后，当我再次看到徐根宝时，看到他镜片后面的眼睛时，我承认以前我看走眼了。至少在此之前，我只看到了一个不太真实的徐根宝。

　　再次看到徐根宝是7月底，那时他被申花俱乐部“下了课”，回到崇明岛“根宝足球基地”里。络绎不绝的记者去找他，徐根宝不再边走边两手左右甩水，而是右手随时捏着个栓了黑绳的小哨子，为训练基地里的几十个孩子准备的，捏在手上显得很忙碌的样子，不像下了岗没事干的人。

　　那副变色镜还架在眼睛上，与以往大不一样的是，那镜片后面居然随时能看到一双实实在在的眼睛了，很真诚地望着你，没有敌意，有的只是哀戚，甚至叫绝望。

　　我被自己这个发现吓了一跳，紧接着鼻子发酸。看见一个比自己父亲年纪还大的男人眼里的绝望，我的鼻子有足够的理由发酸。

　　我知道徐根宝是个打死都不嘴软的人。如果他看到我把他眼睛里的东西写成“绝望”的话，肯定会跳起来骂我，说自己从没绝望永不放弃。但我还是要倔强一回：那就是绝望。尤其当他带着我去看基地里造价上百万元的室内足球场，去看90多个孩子踢球，去看水池里刚放进去的几百尾金鱼，去看陈列室里他当年的荣耀时，我这种感觉尤其强烈。虽然徐根宝一再说，这就是我的花果山，我现在是美猴王回了花果山，再也不出去当那受气的弼马瘟了。我还是明显地感觉出来，他做不到美猴王那么超脱，他的“宣言”分明带着赌气的成分。透过镜片后面那双虽无敌意但无生气的眼睛，我看到了徐根宝复杂的内心，所谓解甲归田，不过是一种表象。

　　徐根宝的绝望源于希望的破灭，他希望的不仅仅是职业队主教练的座位，他觉得自己还应该有机会，别人还应该给他机会。徐根宝之所以绝望，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外面的世界已是那样地容不下他。

　　我去的那天下午，徐根宝的一位好友与我闲聊，说根宝足球基地搭进了徐根宝多年的积蓄，还贷款几千万，每年光利息就上百万。“马上奔60岁的人了，还得天天操心还巨额贷款”，那位朋友望着远处球场上的徐根宝，心疼写满脸，“别看他装着没事，其实心里很着急。”何苦要这样？几年职业队带下来，钱应该挣得不少，现在不干了，完全可以抛开足球过富足的日子，何必非跟自己过不去？那位朋友说：“说不清楚，也许他想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别人不给他机会，只好自己创造机会。”

　　那次采访结束后我和徐根宝夫妇一起坐船离开崇明岛。船家专门为徐根宝开了个雅间，还不断毕恭毕敬地进来送茶。行船的一小时内，雅间的门窗上一直贴满了男女老少的眼睛，那是外面大舱里的旅客，知道著名的徐根宝居然和自己同乘一船，纷纷跑来一睹真容，随时有胆大的球迷敲门进来，请徐根宝签名。在这些人眼里，落难的徐根宝依然是个不打折扣的英雄。

　　那个时候我看不到徐根宝变色镜片后面的眼睛了，但我猜想那时的镜片后面可能又出现了黑盒子笔下的那种风采。有点奇怪，那时候我突然非常希望看到那种“不够友好”的眼神。我想，徐根宝就该是这个样子。

　　徐根宝在任时，有许多人说他“不过如此”；在他下课之后，更多的人说他“不及某某”。如果现在我说“我觉得徐根宝是个好教练”，肯定会被不少人笑作外行。但我还是想说，如果我有钱，要搞一支足球队，我想请徐根宝来当教练。

　　理由很简单，就算他爱骂人爱冒火，但他真的把足球和自己很当回事。2002年，崇明岛，徐根宝绝望的眼神告诉了我这一点。

　　“不知所云”怎样变成“行云流水”的？戚务生让我明白

　　关于另一名土帅戚务生，黑盒子老师同样有一段，好象更损，但损得还算客观，我一不留神又背了下来：“戚指导也是一表人才，早年踢球以及后来执教都极有风度，但是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不按汉语语法说话，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语意模糊，给人不知所云之感。少有的一次主谓宾齐全把话说清楚了，说要辞职，最终竟又翻了供。”

　　凑巧得很，我第一次正式和戚务生打交道，就是在他说要辞职又“翻供”的时候。此前对戚务生的印象多年不变，一想到戚务生脑子里马上闪出他紧绷着脸端坐在国家队教练席上的形象，“面部表情痛苦”，这是朋友们一致下的结论；至于说话，好象还真没仔细听过。

　　那次专门去昆明听他说话，想听他说为什么要辞职又要“翻供”，结果我听到的，是和黑盒子听到的完全不一样的“戚氏语言”，很有条理，结构完整，说得不错。为了那篇“戚氏语言”，我可谓煞费苦心，不过努力就有回报，我得到的回报是戚务生的“实话实说”，还顺便明白了许多道理，包括足球里的和足球外的。

　　我抵达昆明的当天晚上，给戚务生打电话要求采访，电话那边的戚务生挺和蔼，但立场坚定：“我不接受采访。现在事情都过了，就不用采访了吧。”我赶紧声明，辞职的事请过了就不采访了，采访点别的。戚务生说：“别的？我没有准备。我不知道你要问我什么啊。”随着一声“对不起”，戚务生挂了电话不再理我。

　　第二天我又一个电话过去，说我想跟你聊点其它的，你不想说的我们就不说，只聊你愿意聊的，辞职、选帅、国家队、世界杯，什么都可以。戚务生说，辞职的事不想再提，其它的我又不知道你要问什么。然后又没了音讯。第三天上午，在拓东体育场，我终于逮住了戚务生，开门见山地告诉他，你不想说辞职的事咱就不说，你不知道我要问什么，就先给你个采访提纲。戚务生终于点头了。于是我马上跑到场边，就着一根木板凳写了十条采访提纲，只字没提“敏感话题”，然后撕给戚务生。戚务生扫了一眼爽快地答应了，“后天中午11点，你直接到基地来找我吧。”

　　我离开训练场的时候告诉他：“到时候我可能还是想了解点你辞职的事”，眼看着戚务生脸色要变，我赶紧解释：“你辞职的事影响那么大，现在社会上说法很多。现在你虽然收回了辞呈，但这些说法并没有消失，反而说的更多。我觉得你有必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在大家搞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后，很多说法才可能消失……”我还想说，但戚务生打断了我的话头，“好吧，到时候再说吧。”

　　10月28日上午11点，我如约来到红塔基地戚务生的住地，戚务生热情地接待了我，有问必答，并且还告诉我为什么现在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正在基地探亲的戚夫人，也像一位和蔼可亲的邻家大姐，和我拉了不少家常。午饭时间到了，戚务生说，走，一起吃饭，吃了饭接着说。

　　那一天我收获颇丰，说实话，跑了大半年足球还真没有这样被善待的时候。在戚务生夫妇将我送出基地大门后，我激动难耐，拿出手机给后方编辑发了一则十分夸张的短信：大获全胜！

　　激动过后再一想采访过程，又有新发现：戚务生的口才不错啊！像语文教师，比如在向我阐述红塔队特殊背景时那“四个不同”，不是一般的足球教练能总结得出来的；说到红塔队员在产生自满情绪时那句“个别队员摆不正位置了，以为我们就是强队了，把自己放进了向往的技术性的美妙环境里”，美得像诗歌一样。

　　不过没多久朋友的一句话就打消了我对戚务生好口才的崇拜。朋友说：“为什么他要拿到你的采访提纲才答应接受采访？因为要回去对着提纲组织语言啊。你后来听到的，是他经过精心准备才说出来的话，当然十分流畅。”

　　这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以为我够辛苦，看来还有比我更辛苦的。戚务生为何要不辞劳苦地作这些准备？惟一的答案是，这些年里，他在这方面受到了太多的伤害——球队成绩上不去就够恐怖了，如果说话再随意一点，那后面的事情就比成绩不好更恐怖了。这方面徐根宝可以算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因此我十分理解戚务生的谨小慎微，在理解了戚务生的谨小慎微之后，我明白了为什么黑盒子笔下的“不知所云”现在变成了“行云流水”。搞懂了很多道理之后，我明白了最大的道理：不管是口无遮拦的徐根宝，还是难得开口的戚务生，他们都活得比我累，累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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