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瓦雷斯在重力帆的“使命”大概可以宣告结束了,之所以没有一剑封喉,“死”个痛快,盖因他的合同期未到,谁先提出中止合同,赔偿金额怕就烫的痛手。
塔瓦之“死”,众说纷纭,但最集中的说法是塔瓦的性格出了问题,既骂媒体是狗屎,又隔着数千里之遥与上海中远的主教练争吵,更有甚者装疯卖傻装病不带队比赛,一言之蔽之曰“性格决定命运”。
果真如此吗?我就奇怪,不说塔瓦在中国干了四年,单说这此力帆主动示好把人家招来,怕就不是看中他是个精神有问题的人吧?在认可他的执教能力的同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塔瓦是个难相处的人。但同时,他也认为中国人难相处。到底谁说的对?这当中到底有个什么东西在作怪呢?
他认为在中国推行一种职业足球的方法非常困难,用职业方法执教和管理一家俱乐部很难。中国俱乐部没有兴趣推行职业足化,他们对现在的状况很满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足球在未来十年里不会有进步的原因。(见南方体育:《塔瓦雷斯:无法与中国人相处媒体用谎言激怒我》)从这里我们才能真正窥见塔瓦“下课”原因: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冲突。
作为一名职业足球教练,他的全部经历,他的足球理念,他的执教方法,应该说都是按照足球运动的规律,执照一名职业教练的要求来做的。我不相信一名社会制度、生活阅历、民族乃至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外国教练,能全部理解并完全依照别人的要求来行事。具体到足球来说,他不可能按咱们中国人的思维、观念来行使一个主教练的一切。而且,他能把深圳平安带上一个台阶,能把四川全兴带来辉煌,说明他并不是一个江湖混混。我们为什么不能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一个“另类”的主教练呢?请他来是要他“适应”我们的环境、让他“言听计从”于我们,还是放手让他大胆干?让一名职业教练的命运掌握在一群连“职业”是什么都不懂的球员的身上,我们又该反思些什么呢?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复杂。近些天有个所谓的“六君子事件”,说的是咱们的甲A俱乐部六位老总向足协“发难”,要求中国足球进行体制改革。你当阎世铎是傻瓜,二百五?长期在体育总局政策法律部门工作,他会不知道中足球的现状?他真的不清楚足球改革的“瓶颈”?咱中国人爱比较,可咱不能老拿西欧那些足球列强比呵,甚至不能拿身边的韩国日本来比呵,咱要比就只能与咱们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比,与古巴、越南、朝鲜等国来比,这么一来,咱们的足球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呵。
再说了,足球职业化改革又不是企业改制有个参考,政府机构改革也多少有点样板,可足球改革难度就大得多了。要让现行体制下的足协完全改变以适应所谓的市场经济的俱乐部,有这个可能吗?这能是阎世铎一个人说了算的吗?再说了,咱们的俱乐部又是有几个是真正的职业化?真正市场化了的?企业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或者中外合资企业以后,人事工资用工以至产供销等等一切权力完全在企业,可咱们的足球俱乐部是否都做到这些了呢?自己还是半计划半市场状态,又要求足协完全按照市场经济那种做法来管理,这是什么道理啊?
“戊戍六君子”敢于说要变法就要流血,要流血就从自己开始,我们的俱乐部呢?敢说什么?又敢做什么?叫叫嚷嚷的职业大联盟说了好几年了,又有谁振臂一呼,带头实行“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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