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八年联赛和中国足球的国家队战略，洋教练和外援是足协概念里的丰功伟绩。不管人们是否愿意接受外国教练和外援的理念和思维方式，他们毕竟给中国足球带来了一些变化，包括执教观念上的变化和技战术理念上的变化。

　　新的足球观念

　　施拉普纳的“豹子精神”、霍顿“平行站位”理论、米卢的“快乐足球”、“享受足球”都是在足球圈里引领一段风骚的理念，当然这些理念至今并不为所有的足球专业人士所认可，这些观念对于推动一个国家的足球进步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也令人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米卢们的“快乐足球”至少比中国足球那些空洞的说教有了很大的不同，给中国足坛带来了清新之风，是有针对性地治疗中国足球假、大、虚、空的一剂良药。

　　过去我们往往把足球的一场胜利提高到不适当的程度，强调运动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责任感对胜负的作用，而往往忽视了足球作为一项专业体育运动自身所具有的规律。

　　米卢们所带来的，是一种从过去的观念中解放出来的感觉，但也仅此而已。单从世界杯来看，从技战术的角度看，米卢也许并没有带给中国队更新鲜的、更高深的东西。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米卢们在足球的技战术问题上毫无是处。他们留给中国最大的遗产，是对“国家队主教练”这一职位的全面了解，那就是主教练的绝对权威、灵活的协调能力和应对及运用媒体的外交技巧。

　　实际上，中国队的历届外教都带来一些全新的足球理念，使国足队员一步一步地了解、熟悉和消化这些技战术理论，并应用到比赛之中。同样，在甲A执教的涅波、彼德、勒鲁瓦、李章洙，甚至包括已经离开中国的桑特拉奇、鲍里斯等洋教练，都把各自积累的独具特色的足球理念应用到自己的执教过程中，使联赛的打法更加多样化，也使俱乐部球员的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技战术打法的多样化

　　中国足球长期闭门造车，都是一个模式：师傅教徒弟，徒弟再教小徒弟，技战术上的发展创新过程极其缓慢。以徐根宝为例，他在90年代初提出的“抢逼围”当时给足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应用在实战中也卓有成效。但是与当时的世界足球相比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先进的理论。10多年过去，徐在自己的理论上并没有太多的发展。

　　大批洋教练涌入后，中国足坛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技战术打法纷呈并现。从事足球的人士都有一种“洗脑”的感受，这对中国足球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促进了各球队实力的提高。

　　国外教练没有先入为主的成见，对球员完全从他的自身能力和发展潜力上来使用和培养，根据自己的技战术理念合理地确定球员的场上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球员技战术的理解能力和自身的作战能力。另外，国外教练更注重针对不同的对手制定不同的作战方案、更注重技战术细节的安排，不是千篇一律地只有一种打法，临场调度的能力很强，这对提高球员的水平都有很大的帮助。

　　外教改变竞争理念

　　外国教练的水平就一定比中国教练高吗？我们不能简单地看这个问题。但大量的外教执教中国联赛，对于俱乐部的管理体制和球员之间的竞争机制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外教的到来，首先确立了主教练的绝对权威，客观上由于他们是外国人，较少受中国的传统体制的影响，在他们适应中国环境的同时，中国的各家俱乐部也不得不适应他们的管理理念和执教理念。

　　在球员的竞争机制上，他们较少受中国的人情观念和地域观念的影响，唯才是举，唯能力是举、唯状态是举。国内教练往往要搞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靠亲情、友情，用哥们儿义气的方式指挥球队，人际关系压倒了球技，很多球员功夫在场外，这是中国足球一个固有的弊端。洋教练的到来，彻底打破了这种格局。

　　外国教练在队内建立竞争机制，不硬性规定主力和替补之间的界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大多数外国教练在中国执教过程中都受到队员的尊敬，主要就在于这种公平竞争机制得到了球员们的认可，有一个良好的氛围，就更容易取得好成绩。桑特拉奇执教山东鲁能、涅波姆尼亚奇执教沈阳海狮、科萨诺维奇执教大连实德所取得的成绩都不是偶然的。

　　外教的多重效应

　　外国教练来中国执教本身，是中国足球国际化的一个反映。同时他们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国际合作的加强。洋教练到来后，都能把自己的关系网利用上，无论是引进外援、还是在建立与国外俱乐部的合作关系上面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关键是怎样利用好这个优势。

　　高水平的外国教练还为中国的职业联赛扩大了影响，像执教山东鲁能的俄罗斯籍主教练涅波姆尼亚奇，曾经执教过非洲雄师喀麦隆队，上海中远的勒鲁瓦执教过另一支非洲劲旅塞内加尔国家队，至于米卢的神奇经历更在无形中吸引了更多的人关注中国足球的发展，这种影响可能不那么直接，但却是深远的。 刘涧南 （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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