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队兵败韩日世界杯”，是“务实”而谈，还是“务虚”而谈？是他石攻玉、借古讽今，还是点到为止、欲语还休？是从宏观上事无巨细挨个数落，还是从具体人物入手而窥斑知豹？这显然是一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作为足球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从个人心趣上说，直接介入这些注定会引起争议和非议的“老生常谈”，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另一种思想障碍在于，我们恐怕难以确认，中国队的这种失败是不是一种“悲剧”。

　　什么是悲剧？鲁迅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那么，混迹于世界杯里的中国足球，究竟体现出了多大的“价值”？假如这样一支水平粗劣、举止狼狈、不堪一击、溃不成军的球队不是“MADE IN CHINA”的，中国的球迷会怎样对待它的失败和灭亡？会怎样评价它的管理者、指挥者、构成者？换言之，会怎样评价它的家长、教练和球员？说实话，以纯粹的足球价值观念而言，如果以上假设成立，这类廉价低级的“失败”是不值得大家调动激情和心智大加臧否的。然而，它却偏偏是我们自家的球队，我们根本没办法回避它，没办法回避同它有关的关键性人物和情节。重要的是，我们对它的未来仍然抱有憧憬和幻想，在内心深处都存有这样的念头：在今天对它的失败实行痛苦的、无情的甚至“魔鬼”式的反思，是为了在将来能够减少对其“重复性失败”的重复性反思。

　　为什么要将米卢作为反思案例之一？首先是因为，米卢对中国队的世界杯大败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由于主教练这一职务对于球队实在是太关键，相当于一家企业的总经理、一支军队的司令员，或者某个学术课题的带头人，堪称枢纽和核心，这里既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又可以帐内失之毫厘，帐外谬以千里。许多人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米卢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家队主教练。在中国队里，包括中方所有官员、成员和球员在内，没有任何一人的重要性能够超过米卢。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在中国队的大小备战事务上，尽管中方的诸多辅助、配合和服务工作不尽人意，但米卢自始至终享有最大的发言权。朱和元曾为此解释说：“因为在中国队里只有米卢一人参加过世界杯”。对这句话的诚实性，我们该怎样质疑和否决？

　　其次，我们承认：如果不是同中国“唇齿相依一衣带水”的韩国队和日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一鸣惊人，几乎让人不敢相认，我们也许就不会对米卢“苛责过甚”。也就是说，我们一样不能忽略，米卢在中国面临的所谓“环境问题”，与希丁克、特鲁西埃在韩国、日本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基本上大同小异。公平地看，希丁克和特鲁西埃在韩、日受到的舆论批评、球员抵制和足协干预，比米卢在中国的境遇要激烈和严重得多。东亚三国都是足球水平落后、足球传统薄弱、足球文化偏陋的国度，彼此是五十步之于一百步而已，我们没必要过度地妄自菲薄。一方面，米卢自身是个性格温和的人，他不会像希丁克那样在训练场上指着球员鼻子破口大骂，也不会像特鲁西埃那样一怒之下不惜与采访记者发生身体冲突，这就使他极少遭遇那类尖锐粗鲁的人事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足球媒体之间的竞争因素，在米卢的“中国生涯”里，始终不缺少有影响的体育媒体对他的全力拥护和赞美(区别只在于，在一段时期里是甲方为他排忧，而在另一段时期里换成了乙方为他解难)；还有，韩日两国是东道主，不必参加预选赛，也便“省略”了一系列庆祝出线的社会活动和身心折腾，而中国队在去年秋天的冲杯成功，了结了一个44年的愿望，方方面面都提前进入纵欲过度的喜庆高潮，从那时起直至世界杯的半年时间里，我们生活在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足球盛世”泡沫中，将米卢视为“救世主”和“快乐使者”。因此，在世界杯前，米卢在中国的日子比希、特二人要过得滋润和舒坦，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再睁着眼睛信口就说：“米卢在中国的环境不如希、特二人”，“中国队之败，米卢没有太多责任，他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在评价米卢其人其事时，我们没有被他以往名闻遐迩的声望所左右，我们认为那都是一种“过去进行时”；我们甚至不去触及他的生活方式和广告生意，更不去涉及属于他个人权益和发展范畴的“将来进行时”，并祝愿他在适合自己的其他环境里继续创造新的奇迹。我们所关注的，是发生在中国足球这里的“现在进行时”，那些有据可查、业已存在的客观现实。有些球迷声称：丑陋的中国足球已无可救药，就是把上帝请来也没用，何况一个米卢？这种意见自然有点偏激，是不可取的自暴自弃和火头上的气话。从情义上说，我们应该相信中国足球“不成功比成功更难”，相信它是有可能、有条件减少失误和失败的。基于此，我们支持中国足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且深切感到，“洋务运动”是促进中国足球的观念、意识、结构、管理、素质、效率、水平大幅度嬗变和进步的重要力量，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是不可替代的发展动力。这一体认便构成了我们主动选择“反思米卢”的心理原由之一。

　　“孤立”地谈论米卢，是因为这是一个独立的议题。我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使没有号召和组织，人们多年来也从未中断过对中国足球各方面弊端进行批评反思，例如对中国足球管理体制僵化低效、人浮于事、营私舞弊、玩忽职守，足球文化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喜怒无常、轻浮暴躁，球员教练技能平庸、素质低下、道德败坏、惟利是图，足球舆论三人成虎、曾参杀人、飞短流长、兴风作浪等等痼疾和陋习的批判。坦白地说，我们“反思米卢”之举是有感而发，出于人之本能，起源于中国队三战皆北、世界杯尚未结束之时，当时并不知道其后将有一场大规模的官方反思运动要发动和出现。我以为，如果突然集中在某一时段里面面俱到地反思中国足球，难免是对庞杂而繁琐的老观点、旧问题的复述和反刍，言者必定滔滔不绝，闻者或许昏昏欲睡，最终所有的话题仍然要回到如何搞好职业联赛、青少年球员培训体系、球员留洋事务、外教引进及监管等最基本的问题上来，而这些基本问题的答案，是几篇文章、几次会议所无法全面提供和解释的。

　　当然，对中国足球进行有深度有广度的反思是件符合民意的好事，无论是杯水车薪、一家之言，还是抱薪救火、增堵添乱，都说明大家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好起来。众人拾柴也好，众口铄金也罢，只要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发展有益，“反思”即便成了“反刍”，其意义也总比在失败面前装聋作哑要好。(《羊城晚报》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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