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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有这样一段话见诸报端——“中央领导日前在听取体育工作汇报时，对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表示不满意。中央领导认为足球的影响力非常大，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但中国队在世界杯上却输得非常难看。中央领导认为，既然日本和韩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为什么中国足球不行？”
在一些人忙着给米卢“定罪”，一些人忙着给国足粉饰太平的时候，这有力的质
询无疑令人振奋，它同时也在提醒很多人，国足必须反思，但决不能只是为了原谅自己而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记者试图通过见诸各足球专业报纸的报道，对中国足球进行一点粗略思考。
我们有什么样的联赛——从未真正规范过
联赛是一个国家足球水平提高的途径，中国足球这么多年的水平没有显著的提高，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规范的联赛。
中国的联赛当中充斥着默契球、假球、黑哨、官哨。我们的队员习惯了这种环境。
发生在’99赛季末的渝沈之战是中国足球历史上一个永远的谜。而之前还有更荒诞的事情反复发生。在’96赛季末，与一个北方球队关系甚好的八一队到北方比赛，由于当时北方队正在保持着连胜的纪录，所以让保级堪忧的八一队直接赢球肯定不太现实，但平局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于是在这场比赛中，双方球员异常默契。但是北方队外援却并不清楚，不但卖力表现，而且连连进球。结果，刚刚进了球的外援马上就被换下了。
当然还有1998年最后一轮一不留神赢了八一队的四川队，收敛起大部分主力的四川队因为19号队员一脚不合时宜的进球，哭笑不得地拿到了那个赛季的公平竞赛奖。
于是，早已没有人重视联赛本身的质量和对球迷的吸引力。
反思：联赛需要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但足协在净化环境上都做了些什么？连当年渝沈之战那么明显的假球都不能作出处理，其他也就可想而知。由于利益的问题，呼吁中的职业联盟迟迟不能成立，如果联赛依然照这样办下去，我们无法对中国足球的未来感到乐观。我们有什么样的球员——性、毒品、地下赌球
我们不必跟韩国球员比坚韧比斗志，也不和日本球员比作风比技术。因为根本没有可比性。
毒品早就在甲A中蔓延了。近日，一家专业体育报纸的记者在一支甲A球队中了解到，至少有四名以上的球员经常到一家迪厅吃摇头丸，每个主场周日或者周一的晚上，他们必然要到那个迪厅来“报到”。“这习惯”对队友来说并不是秘密。据说摇头丸对他们来说就像喝一扎啤酒一样必然，每次来都要每人吃一颗。然后就是疯狂的摇摆；然后就是强迫同去玩耍的女孩服用摇头丸，然后，毫无疑问地便是性丑闻。
抛开性丑闻和毒品，直到现在，中国球员地下赌球事件始终如鬼魅般存在。于是在充斥足坛的假球事件里，球员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还有相互勾结，联手“做”掉自己不喜欢的或不喜欢自己的教练，这也是惯用伎俩。他们经常通过消极比赛和连续输球向俱乐部施压，迫使俱乐部炒掉教练……
至于什么耍大牌，什么泡吧，什么挥金如土、口出粗言……还用说吗？
反思：我不知道以上这些原因是不是中国球员体能不佳的原因。这些球员拿着与其付出远远不相称的高得吓人的工资，不能吃苦，不愿付出，某些球员职业道德之低让人吃惊。不提高球员的素质，中国足球要想进步只能是镜花水月。我们有什么样的裁判——只有两人不可能受贿？
不知谁还记得吉利俱乐部总经理桂生悦在2001年12月11日说过的话：“10月上旬，我到北京与足协交涉的时候，杨一民亲口对我说：告诉你，中国足坛只有两个裁判不可能收受贿赂，一个是刘铁军，一个是孙葆洁。我当时大吃一惊。我心想，换句话说这也说明中国的其他裁判都有过问题。”
一支乙级队的一位教练说，在冲甲的关键赛中，那裁判两头收钱，结果他们队没能冲上甲级，老板叫人把那裁判堵在宾馆里打了一顿。一位老总在给阎世铎的一封公开信里算了一笔账，一个俱乐部每场联赛平均要给裁判4万元“红包”，一年下来要在裁判身上投入上百万，相当于养一个主力队的费用，据此推算出黑哨在裁判中所占比例竟在80%以上！就是这样一些人做着绿茵场上的法官，主宰着我们的联赛。再重温一下这篇报道吧——
1999年秋，记者到一个天津籍裁判L家做客。记者震惊了：这是一套300平方米的住房，光阳台就足有40平方米。电视房里摆放着市价至少2万元的背投，一套上万元的真皮沙发；三个卧室里都有直拨电话，主卧室里摆放的是价格不菲的水床；工作间里的电脑、传真和老板台全是名牌；除两个卫生间外，还有一个设施齐全的桑拿房，所有的器材全是名牌。粗算下来，这套房子连同装修、家具、电器在内至少要200万元以上，如果连汽车也算在内，单是固定资产就达300万元。L不过是个体育老师，他的副业是裁判，而且是已退了几年的裁判。
反思：无法忘记宋卫平，也无法忘记龚建平。龚建平一案现在怎么样了？传说中受贿最大的一名裁判，据说又要被起用了，因为中国足协曾经承诺过，只要老实交代问题，足协就将继续使用。你应该深刻了解中国足球落后的真正原因了吧。我们有什么样的后备——一批高龄“年轻”球员
一个参加了世界杯赛的国脚说：“我觉得还是应该把中国足球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
但是有一个很鲜活的例子：中国青少年队伍在国际比赛中的成绩相当不错，亚洲冠军、世青赛、世少赛的前8名，中国队都曾经染指。然而，这些成绩背后却是一度反复运用并且最有效的手段——虚报年龄。
前两年，高洪波率领的国少队在亚洲区的一项赛事的预赛中淘汰了韩国队，这在当时“恐韩”很甚的中国足坛传为佳话。但是之后这支球队却0比7大败于日本队。原来，那支球队中有大批超龄球员，当这批球员被查出离队后，这支少年队的实力已经下降了大半。
上届国奥队球员的年龄问题也不少。一个地方队的队员曾经说：“我是1976年出生的，我进市体校的时候，××在我上一个年龄组，怎么几年不见，他成1977年出生了？”
于是，很多真正符合年龄组的球员不得重用，为出成绩只能让位给超龄球员。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中国足球的青少年培养也就无从谈起。
反思：日本每年都派遣大批青少年球员到巴西培训，中田英寿、稻本润一就这样给培养出来了。而我们却纠缠于成绩不惜以大打小，以无耻对抗良知，在起跑线上就输了，何况起跑以后？(作者：刘静孙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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