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在的媒体运行环境和规则下，足球传媒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只要在足球这个圈子，它们似乎什么都敢说又什么都欲言又止，经常能爆出惊天动地的内幕，但最后又自打耳光，背起造假的罪名。最有趣是，几起轰动性事件都涉及到刑法：假如媒体所报属实，涉嫌人无疑应受到法律惩处；假如所报为虚，在性质如此严重的问题上媒体则有诬陷他人的嫌疑，但最后却没有任何人在这种法律意义上负责。法律在足球这里似乎绕了一个弯，避风港里的人们可以肆意进行一种规则外的游戏。

　　两年前，《足球》报以头版头条报道深圳平安俱乐部球员在昆明假日樱花大酒店赛后集体招妓，并声言手中握有充足证据，所谓“要声有声要影有影”，官司打到哪里都不怕。但一年后，此事以《足球》报自认报道不实而赔礼道歉了事，那些证据至今也不知弃在何方。还是在两年前，另一家广州媒体称金哨陆俊在一场比赛前曾收受参赛某俱乐部礼金20万元。陆俊随即在自己居住地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起诉该报，最终以该报败诉并赔偿而收场。现在，该报早已退出全国范围的足球媒体竞争，那家俱乐部也在甲级联赛中不见了踪影，陆金哨则吹进世界杯，而他的同行龚建平却因查实的10万元身陷牢笼。

　　如今，范志毅又要与《东方体育日报》以官司相见，而这次事件的性质无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更为严重，用网民的话说就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如此重大的事件在媒体公开披露后，人们没听到看到任何国家司法机构对其注意并介入的消息与迹象，却听说中国足协对有关媒体干预与施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怪事。

　　从2000年算起，两年多来引起社会关注的足球媒体与足球界之间因报道而产生司法纠纷的重大事件有5起：深圳平安球员集体嫖娼、陆俊受贿20万、《球报》指称上海中远行贿裁判张建强、龚建平案和此次范志毅赌球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龚案是惟一公检机关深度介入立案侦察，犯罪事实因而被揭出的事件。这样，人们就有理由去假设：如果另4起事件也能如龚案一样有公检机关介入其内，其结果是否还会如此？

　　事实上，在这类事件上足球媒体们是在玩一个危险而混乱的游戏。无论出于惨酷市场竞争中吸引眼球的需要，还是受尚存的一点良知的驱使，对某些阴暗面媒体们都有想做一定揭露的欲望，但它们在这个权力社会中毕竟是渺小的，狗仔队式地搞点风花雪月或小流氓打架斗殴类的秘闻起底无所谓，来点含沙射影嬉笑怒骂之类的批评建议也可以让人忍受，而一旦涉及更深更黑，就绝非是其力所能逮的事了。因为这个社会从未给它这个权力与支持，只给了它重重压力与阻力。忍不住这样搞一两下的媒体们是危险的，也许有一天会把自己完全折进去，这几年媒体们在这类官司上基本都以失败告终，再往下发展会是什么样谁也不好说。不过，好在到现在还没人以诽谤、诬陷罪起诉媒体，对这个现象可以有多重解释：被媒体揭露的对象心虚而不敢；有行政之手在背后做干预调解等等，但无论怎样都可以用“混乱”来概括和形容这类纷纭与杂乱甚至无法无天。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乱有乱的好处，比如浑水能摸鱼。最近，以另类、有趣标榜自己的《南方体育》就在干一件因为很“较真”而显得的“无趣”的事情：不惜动用一个又一个版面向其他媒体的“假新闻假消息”开炮，前两天更是登峰造极到把自己向来特立独行的头版变成了“打假”重磅炮弹。公平地说，此举除了让人有同行相争不择手段的不齿感外，倒也确实给足球媒体们玩的这种危险而混乱的游戏中添加了新的元素与色彩。今后，如此假假真真真真假假的游戏会玩成什么样，谁会从中得益，谁又会因此而受害，倒也是越来越低级无聊的足媒中的一个新看点。如果这个聪明者能再进一步，不要光在教练扇没扇球员耳光之类小事上折腾，而在类似会动官司的“大是大非”上也来番“打假”，那就更好玩了。

　　我想《南方体育》的做法也许会真引导出这样一个趋势，今后即使他们不做，别人也会做，因为在这种危险的游戏中，这种玩法最安全，成本也最低。玩得好的话，还最有机会造出社会影响，借助市场外部力量把对手置于死地，达到用市场的手段达不到的目的。(程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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