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宝贝”已经成为一种足球名词，一种中国人对外来足球文化进行精妙评说和大胆引进的合理解释。足球宝贝在中国出现，是中国新锐体育媒体的一种有据可考的“媚俗”历史座标。这个宝贝在一年前的分娩，曾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观念阵痛，把这种阵痛放大来看，有两个“痛点”是值得我们注意和纪念的。一个是，足球的新文化运动，不再惧怕激烈的文化冲突，以“人本主义”的态度找到了发展“体育娱乐”和振兴“足球人性”的突破口，使“传媒新势力”在受众眼里的文化概念，得以具象地落实和体现。换言之，先锋体育媒 体对“传统”的叛逆和挑战，通过“足球宝贝”而加剧，而升级，而公开化了。

　　另一个是，这说明，中国新一代体育媒体对体育传播的“老三篇”及其陈词滥调感到极度厌倦，对自己另辟蹊径具有充足的信心。他们不仅在文化价值方面，而且在市场策略方面，远离了老圈子“近亲繁殖”的窠臼，用愈发国际化的视野和意识放眼世界，同步关注全球体育传媒的新思维和新热点，并将自己的理解和反应迅速作用于中国市场，在“信息资源共享”的超前服务中，改变了许多人们不曾纠正过的有关足球和生活的偏执落伍习气。

　　不难看出，这些存在于“足球宝贝”背后的理念，对今天的中国体育传媒受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开放年代的青年人)具有多么巨大的吸引力和亲和力。同样不难看出，当这些理念以诸如“足球宝贝”这样的方式堂而皇之地宣讲出来时，给“卫道士”和“老人媒体”造成的惊慌感有多么强烈。我们都还记得一年前由《南方体育》率先推出的中国版“足球宝贝”，曾引发了怎样的轩然大波，和前所未有的“宝贝争议”。如今想来，这一事件其实准确地证实了经济学家佛列民(弗里德曼)指出的“文化冲突能够创造崭新市场机会”的有趣妙论。

　　在足球宝贝的由来背景里，还清楚地呈现着国际足球传统在当代商业化变革中的某种文化走势。直到十几年前，百年足球一直是一座很顽固的“男人中心论”的文化堡垒，即使在它的故乡欧洲，至少在公众场合，“足球教会”针对“美色入侵”所采取的链式防守，仍然像堂吉珂德身上的装备一样牢固，长期以来，足球场俨然就是个“女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严酷禁区。欧足联的文化保守作风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与美国NBA联盟的文化个性完全不一样。欧洲比较前卫的体育传媒虽然承认欧足联管理足球业务的完美水平，但对它刻板的足球文化观念一点也不恭维，从未停止对它的挖苦和揶揄。

　　这种批评实际上收到了显著的效果。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美女时装秀”，对欧足联的传统足球观是一次里程碑意义的消解。那是美不胜收的“宝贝文化”对足球爷们的一场经典依偎和示威，激发了人们重新认识足球宏大生命乐趣的热情和欲望。九十年代末期，英国另类的《太阳报》逐渐在欧美传媒界坐大，它的体育版面引人注目的地方不是《442》里那些老套透顶的足球内容，而是惊世骇俗的裸体“三版女郎”。他们似乎要告诉人们，胴体和足球的交媾更符合新时期的体育审美要求。

　　2000年欧洲杯，《太阳报》借助举世瞩目的“英德决战”，祭出轰动世界的霍里和乔“脱衣秀”，成了当时足球场外最火爆的新闻事件。中国媒体在报道此事时，可能是因了当年有一部“用皮肤写作”的小说《上海宝贝》，就顺口将之定义为有点暧昧意味的“足球宝贝”，一面冷嘲热讽，一面又津津乐道，隔岸观火，不亦乐乎。要说“足球宝贝”真正上升为一种现象，始作俑者还得是《南方体育》的“赤裸甲A”。一年来，这个著名的足球娱乐策划，影响和启发了中国很多足球媒体的娱乐思路，也催生了足球场边蔚然成风的NBA式的女子健美操表演。就是说，到了现在这会儿，若是没有了“足球宝贝”，我们的足球反倒不像个正常的玩意儿了。(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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