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全兴集团昨日迫不及待地以400万元的惊人低价，出售其属下的全兴足球俱乐部，创甲A有史以来的转让价格最低纪录。与8年来全兴2亿多元投入相比，将这种挥泪大放血称之为白送并不过分。与此同时，全兴集团跃跃欲试，准备投资3000万元打造《21世纪体育报》。这表明：全兴并不缺钱，他们的挥泪大甩卖，实际是想在最快时间内甩掉这个只见投入不见产出的沉重包袱。

　　全兴集团的董事长杨肇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足球就是一个永远都填不满的无底洞。作为企业，投入是为了产出，在投资足球的8年时间里，全兴除了取得了一些广告效应之外，没有取得预期的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时间拖得越长，亏损越厉害，越早卖出去越好，能卖多少是多少。不客气地说，杨肇基实际上已经把足球比做了人见人怕的瘟神———避而远之已成企业惟一的选择。

　　全兴俱乐部尴尬的状况，绝非中国足坛特殊的个案，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甲级俱乐部都处于类似尴尬中。只不过，聪明如广州松日、广州太阳神、广东宏远等民营企业经营的俱乐部，早早地就惹不起躲得起了；而现在仍在苦苦支撑的，大多是一些财大气粗的国企———而这其实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继续流失。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生存问题其实远比假球黑哨问题来得更为急迫，但就在各俱乐部叫苦不迭的同时，球员教练的待遇仍在无限制地上涨，名目繁多的费用仍在无限制地增加。

　　中国足坛的问题到底何在？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之视为瘟神之时，又怎能指望它取得可持续发展？这恐怕不是阎世铎用大量政治术语能给予解答的。“要么来场革命，要么一事无成”———中国足球急切地等待着体制的全面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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