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的转会摘牌结束之后,足协官员总是实事求是地告诉我们:“摘牌制不是最科学的方式,但却是目前最适合的方式。当然,将来迟早要过渡到自由转会的方式。”而次日的报纸上,一定又充满了《转会摘牌何时休》之类的标题。是啊,年年喊着“最后一届”,可摘牌大会就像正月十五的“赶大庙”,我们还是不可避免地来到了它面前。章健,教我如何不想他!
九八年的摘牌会是章健入主虚拟中的“中国足球是非网”的成人礼,本来直到摘牌结束他也不过是个普通观众而已,根本没有人认识他。然而,由于国安俱乐部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摘到了临时上榜的李毅,章健便得到了一个表演“前裾后恭”的机会,先是拍案而起,随后又老实认错“马部长,我不是那个意思。”章健的出现,使得中国足坛充满了话剧色彩,开始了由体育界范畴向文艺界的过渡,具备了表演的雏形。
两年之后,又是在大宝饭店的大堂里,章健再次拍案而起,因为传说挂牌时分明是“临时租借”的辽青小将又有了“长久转会”的第二个版本。然而,在章健离开中国足坛后不久,郑智真的改租借为转会,玩到深圳去了。
今年,青岛海利丰队又玩了一把类似的小游戏:榜上的杜斌只转甲A,他们手里却另有一份当事人签字的可转甲B的传真件,这显然是“猫腻”,但是马成筌反对了一阵子,见无人喝彩,也就不了了之了。这件事不在于诸侯是否有人抗议,也不在于足协是否肯通融,而在于程序是权威还是狗屎,从结果来看,显然是后者。
为此,我们怀念章健。大连,今夜你会不会来?
二零零零年,最引人关注的故事是走过了千山万水的“曲圣卿改嫁”,由于事先跟各路诸侯打招呼在先,这位去年第一天价的曲胖子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如愿以偿投入申花门下。结果,他们没什么事,在旁边看热闹的李章洙反而被“诽谤”了一顿,发了笔小小的官司财,妙哉!
去年的摘牌会上,亚泰与八一的现场火拼曾引发了关于“场外交易”的热烈讨论,人们仿佛被醍醐灌顶般突然警醒:原来转会是这样谈成的!然而,由于赛季之末“假B风波”的疯狂发作,此刻几乎有半数的甲B俱乐部已经不再有挂牌的资格与摘牌的兴趣,因为受冻结的57名球员实在难以消化。那么他们还交易什么呢?
昆明的集训队伍中,尚不断传出这样的笑谈:“有绿城占着降级名额呢,我们还怕什么啊!”甲B毕竟也占着联赛的半壁江山,它们玩不起来了,这摘牌会也就少了许多故事,至少常万诚与李富胜不用再挽起袖子往走廊里冲了。
今年的摘牌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所有俱乐部算计的都是花多少钱,买什么人?唯独大连人算计的是卖多少人,挣多少钱?联系到联赛赛程已经将实德队指定为最后一轮轮空的“光荣队伍”,我们似乎对今年的冠军归属又不抱什么悬念了。申思:这回可真深思了?
摘牌制之所以屡屡遭受非议,很大程度上在于它还规定了一个可笑的“反悔制度”,无论是球员还是俱乐部,都可以在成交后拒不认帐。这一点,使得客观上的“害人”成为了不需要任何成本的恶作剧。比如九八年被摘牌的陆亿良,旋即遭退货,而他的甲A生涯尚未开始,也就彻底结束了。同年还有位喜欢开玩笑的宿茂臻,在被申花摘走的第一分钟宣布后悔,也是个“逗你玩”的高手。这两个案例中,前者毁了球员的其它机会,后者废了俱乐部的首选名额,都够坑人的。
九九年则更是笑话迭出,被大连摘走的申思后悔了,大连人就把已经与国安队签了工作合同的小王涛往回要,结果又把前俱乐部总经理李积三与杨祖武的“私订终身”闹曝了光,官司打得火星四溅,最后倒是已经到了重庆的魏意民退回了大连。
今年上榜的重中之重在上海,申思与祁宏两位天价国脚的归宿令人十分关注,然而,中远不但先摘了桃,也后吃了瓜,在950万的天价面前,诸侯都退缩了。可是,中远对于申思是最好的归宿吗?什么时候,上海球员肯转出上海滩,什么时候,上海足球才真正具备了与大连人抗衡的心理优势。
一位足协官员在摘牌会结束后告诉记者:摘牌制确实不合理,我反对它!方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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