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体育局局长陈培德最近是个热门人物，他针对“黑哨事件”向媒体发布的言论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他的话里，有两点非常引人注目，一是说，“迄今为止中国足协这个机构中，我只相信阎世铎一个人”；二是大声疾呼司法对足球腐败的介入。这两点看起来并没有冲突之处，但是细加推究，却不难看出陈培德乃至大多数足球界人士内心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既希望中国足协里有“清官”，他高举“尚方宝剑”就能把足球腐败彻底清除，同时，又看到了“人治”是多么的软弱和靠不住，因而呼唤法律的“外援”。

　　球迷、媒体和圈内人士曾经对阎世铎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但是，当足球黑幕愈演愈烈、“黑哨事件”露出了庞大冰山的一角时，人们很快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解决足球问题，仅仅依靠阎世铎是不够的，依靠中国足协的“行规”也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司法的介入。但是，司法到底怎么介入呢？这是一个问题。

　　我们可能需要一点借鉴。巴西足球腐败事件曾经轰动一时，也许是因为巴西人特别重视足球，于是国会专门为此成立了调查机构，做了长达一年的“摸底”工作。他们的调查报告一旦被国会参议院通过，检察机关就可能对“大鱼”进行起诉。巴西人的做法至少有两点参考意义：一是需要由足协之外的权力机关对足球腐败进行彻底调查。依靠中国足协对足球“黑哨”和其他黑幕进行自查自究，既缺乏可信度，也不具备操作性；二是要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足球腐败侵犯的不是哪一个或几个俱乐部的利益，而是破坏了整个足球市场的公平运转，损害了社会机体的健康，破坏了公平、公正、透明等价值，“黑哨”、“黑中介”及其他涉黑分子都有经济犯罪嫌疑。对之提起公诉，不仅是要惩治犯罪行为，也是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依法清除足球腐败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一个走向法治的社会，就是要破除一切法制“特区”。只要出现了违法行为，无论牵扯到什么领域、什么人，都必须依法追究，这是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足球不是特区，足球腐败当然要绳之以法。这个问题如果能依法解决，必将成为中国当代司法实践中的标志性事件。(本报评论员　蔡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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