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印象深刻的三件事：

　　一是不久前在北京，已经有些中年心态的我和一拨生于80年代的新青年窝在“哈瓦那”的一张吧台前，一起听一位刚从欧洲归来的哥们谈国际传媒的运作。东拉西扯之间，话题转到了现阶段国内头号新闻人物博拉.米卢蒂诺维奇身上———在咱们这里，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某个人物通常都能很轻易地造成对某个时段的谈话资源的垄断，比如以前是传销，现在 是米卢，当然过会儿有可能变成其他什么人。

　　关于米卢，那位哥们是这样说的，“我没想到这位塞尔维亚流浪汉如此炙手可热。”接下来，他当然要举例，说明自己的“没想到”到底到了哪种程度。他举的例子是在巴塞罗那或米兰的某次聚会上，几位欧洲主流媒体的记者发现席间有位中国人后，就饶有兴致地向他求证，据说博拉在中国的声望已经超过了毛？哥们一下子就僵在那里了，后来他告诉我：他虽然立即对此加以否认，但他觉得，在素有造神运动传统的祖国，欧洲人描述的情景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所以当人家提出这个问题时，作为一个实际上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大国的子民，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在桌子底下寻找到一个洞，“哪怕是地上有条缝，我也会立即钻下去。”他说。我和新青年们都一时说不上话来，除了他叹息的声音，就是窗外雪花坠落到大地的声音。

　　另一件事也和米卢有关。前几天，我在广州接待来自韩国的一位同行，喝了几杯酒后，又扯淡扯到了米卢身上。韩国同行知道米卢正在广州拍广告，于是大发感慨：“据我所知，博拉此前在五六个国家几十年赚的钱还不如在中国这一年赚的多。”韩国同行的脸上有隐约的嘲讽意味，而他的话也让我仿佛吞了一只活苍蝇，因为我想到了那个著名的民间笑话，说是某风尘女子在某地打下一片江山后，即急电乡下姐妹：此地钱多人傻，速来。我无法否认，我是风尘女子的同胞。

　　第三件事和米卢无关，但和足球有关。上周四，看CCTV的“足球之夜”中一档专门为甲A那些河东河西的洋教练做的类似本报上期“伤别离”的节目。我注意到了关于李章洙的那个片断———好像是某场重庆队获胜的比赛之后，一大群球迷簇拥着神色激动的李章洙，场面非常感人，突然，有个高大的身影在镜头前一晃，晃到了李章洙跟前。我心里开始发毛，在电视机前暗自祈祷上苍：兄弟，别，千万别跪下去，事情没到那个地步。但令我沮丧的是，我的祈祷还没有结束，那高大的身影已经一头跪倒在李章洙膝下。

　　按我们这代人的理解，这三件令人不愉快的事的“病灶”其实只有一个，就是隐藏在我们和我们的同胞们意识深处并时不时跑出来兴风作浪的“犯贱基因”，一犯贱，脸就变，就下跪，就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德国记者问米卢：听说你在中国就像皇帝，米卢说“我就是中国皇帝”。咱们这里的报纸网站“犯贱基因”发作，就都以为自己捧出个皇帝是件很有面子的事情，都一窝蜂狂炒。

　　我服务传媒业以来最痛苦的经历之一，是十强赛结束之后的一次版面处理。当时我们得到了西班牙《马卡》报对米卢的专访，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和99%的中国媒体一样，在面对中国国家足球队主教练时并没有获得本来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新闻公正，因而拿到这条稿时，我们的兴奋是可以想见的。但通读全文后，其中米卢和记者谈及他与毛泽东的比较那一段让编辑犯上了偏头痛。原文照发吧，米卢在中国的好运大概就得到此为止了，毕竟他再神奇也架不住众怒。删了这段吧，又有悖于我们传播事件真相的传媒精神。

　　后来，“犯贱基因”在我们体内发作，我们删掉了这段文字。第二天，我看到长沙的一份报纸上也有这篇文章，也没有这段对中国人来说颇为大逆不道的文字。

　　只是，我不知道，在面对这段文字时，我长沙的同行们是否也如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样恼怒不安。

　　米卢和李章洙当然都是不错的教练，当然也都为中国足球做了些与他们的薪水相称的工作，但他们是否真就到了足以令我们把他们捧上神台接受跪拜的地步？

　　好像不至于，不只是米卢和李章洙，还包括所有人。(龚晓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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