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地,站起身来,突然发现眼前的妇女们每个人都象变魔术一样脑袋上戴起颜色素淡的头巾,我迟疑着也从拿包里翻出那条跟她们的相比非常鲜艳的围巾,可还是想等一会再扎.可一回头却吓了我一跳,几个阿拉伯男子正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样子仿佛是询问加责备。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下,周围晃动着的各种颜色的脑袋又让我眼花缭乱,我不得不乖乖地将围巾扎上了。队员们看到了,嘲笑我象个“狼外婆”,我也只能苦笑。

　　虽说作记者的年头不长,但大大小小的国际国内采访我也经历了很多,但在德黑兰的比赛中所发生的一切将令我终生难忘,因为在伊朗的球场上我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纪录-——进入场地的第一位女性记者,而且在第二场比赛中竟然打破伊朗的宗教规定,没有穿长袍就在场内自由出入。

　　初到德黑兰,虽然带上了头巾,但对人们渲染的伊朗严格的宗教法律并没有领教,但这只持续到比赛前。就在我启程要前往球场的时候,伊朗足协的官员盖勒比看着我短短的大衣惊呼起来：“我难道没跟你交待过吗?这种装束没人会让你进场看球,你必须穿长过膝盖的衣服。”我从未听他提起过此规定,现在到哪里去找大衣呢?“到时再说吧,车到山前必有路嘛。”我安慰起他来,心想他绝对是危言耸听。到了球场门口,警察看了我的记者证,望着我的衣服没有阻拦,我一路畅通无阻地上了看台,这时我已将盖勒比上校的话完全抛到脑后了,阿扎迪球场跟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同啊。

　　可等我正向看台最下面走去,想进场地的时候,旁边几个五大三粗的伊朗大汉立刻堵在了我的面前,满脸威严：“女士,你想干什么?”其中的一个大胡子声色俱厉地发问。“我要进场地,我是摄影记者。”我掏出了记者证和相机。几个大汉上上下下地大量我：“穿这么短的衣服你还想进球场,不可能!”他们的表情就象给罪犯判了死刑,我可不管那套,看到旁边主席台上的布拉特立马端起了相机要找一个最佳的姿势给他拍照。其中一个大汉一把揪住了我的衣服给我拽到一边,我刚要抗议,右边看台上一位大妈冲了上来：“孩子,你别跟他们争了,这身衣服肯定不行,我把我的外套借给你吧。”大妈身材肥硕,却很麻利地脱下了她灰色的外套给我往身上穿,我也只好任她摆布，只是穿上后,我的样子真是不伦不类,本来就有一个厚厚的羊毛短大衣,再套上一件肥大的灰色长袍,而且垂到脚面,头上是一条花头巾,简直成了打官司的秋菊,这可怎么见人啊?

　　几个大汉这会儿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作出了放行的手势.我迟疑着走进球场,听到后面的伊朗男人们议论纷纷。走到球门后,一个男人朝我跑过来,又让我套上摄影记者的黄色马甲,我感觉自己的样子肯定更加可笑了。一抬头,赫然发现球门后一溜摄影记者的镜头此时不是冲着球场,而是全部转向了我,“咔喳咔喳”,还有人喊让我再摆一个专注看球的姿势,一边的摄像机镜头也对着我拍了足有5分钟。“嘿,你简直创纪录了!两年前在这里曾有一个女医生进入场地,但你肯定是第一个女记者!”站在身边的法新社驻伊朗的记者莫罕莫德告诉我,“明天的报纸上肯定有你的照片。等着瞧吧。”

　　整个比赛中我成了明星,每次扭头都能看到摄影记者的镜头，更有观众席上的人群冲我大喊,夹杂着口哨声,只是不知他们在喊些什么。糟糕的是第一场比赛结束后,伊朗大妈要离开,我不得不将长袍还给她。一个警察立刻跑来让我上看台,否则赶紧找一件长袍。我顾不上理他,挤到采访布拉特的人群中,与他攀谈起来,还在休息室里和他照了一张相,连布拉特看到我的样子都直笑.结果我可能是沾了他的光,侥幸得以留在了场内观看中国队的比赛。

　　比赛结束后，当我往外走时,先前几个大汉中的一个跑过来又是声色俱厉地教训我：“后天的比赛你必须要穿长袍,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我微笑着对他说：“老兄,我的任务完成了,后天的比赛我不看了。”他气得吹胡子瞪眼说不出话来,望着我扬长而去。

　　米卢无奈地摊开双手，对于自己的球队改造他有点绝望……在泰王宫著名的大玉佛前，米卢静静地祈祷了很长时间：愿佛主保佑中国队冲进世界杯3、泰王杯上的迷茫

　　也许没有哪一场比赛令米卢这样无奈,也许没有哪一天让他如此伤心,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看到米卢摊开双手,耸动着双肩几次欲言又止。即使是亚洲杯之前，当中国队以极其难看的表现0:2负于沙特队,那时的米卢虽然难掩一脸失望，但仍然能滔滔不绝。

　　这一幕发生在2001年2月10日，中国队在泰王杯上被卡塔尔队1比1逼平。全场比赛,场上一直回响着米卢的喊叫声，“李铁,中场!”“李明回来!”“曲波转移！”……可几乎没有一名队员能够完成他的指示,使他的喊声显得那么苍白无力。米卢一度坐在教练席上右手扶着栏杆,好象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他如此脆弱的神经。可他就这样不停地叫着,特别是我们被卡塔尔队扳平之后,他生怕如果自己停止催促场上的队员,中国队可能会输掉这场比赛。(李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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