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宏大的九运会结束了，一场有关全运会前途的争论又开始了。

　　　 在广州就听不少人议论，“全运会是全体运动员的会，和老百姓没多大关系。”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却只看到了表面。九运会提出了“绿色九运、科技九运、文明九运”的口号。广州的环境改变了，绿化加强了，这起码对当地百姓的生活质量有一定改变，此其一。其二，华南大地上也建起了一组现代化的场馆，也是一笔财富，对广州地区的整体规划也有不少的促进作用。其三，利用全运会的机会，对广大市民进行一次文明教育，也不能说是件坏事吧。可见，九运会不单单是全体运动员的会。

　　　 从比赛看九运，表面上是运动员的事，实际上是各地体育官员的事。因为衡量他们政绩的重要标准便是全运会的成绩。换言之，升官、发财、换纱帽(或保纱帽)在此一举。这就使全运会真的脱离了奥林匹克精神、脱离了老百姓。假如，各地把备战全运会的大量投入、大把奖金、大把购置违禁药物的钱、大把的申诉费用等等，用于全民健身，特别是用于处于困境的山区中小学生、下岗职工，让他们吃得好点、住得暖点、病得少点、失学率低点，恐怕其社会意义比几枚奖牌来得实在。

　　　 两千多年前，秦朝丞相李斯有句名言：“宁为仓鼠，不为厕鼠”，这是封建官吏的为官之道。谁不愿意为鲜花、掌声、荣誉包围着过日子呢？谁又愿意老往贫苦山区、下岗职工哪儿跑呢？但焦裕禄、孔繁森做出了榜样，而且受到了老百姓永远的尊重。

　　　 诚然，竞技体育的成绩对于百姓、地区、乃至国家是有不可估量的激励价值的。否则，也不会有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各地区的全民体育基础不好，便不会涌现出众多的体育人才；而没有全国各地的体育人才便没有中国的体育军团到奥运会上摘金夺银。这是不可更改的逻辑。而各地方的体育官员为此又都殚精竭虑，做了大量工作。

　　　 那么，该如何评价全运会现象呢？还得用改革去衡量。培养人才不一定要以全民健身为代价；而提高竞技水平也不一定用全运会一种形式去推进。众所周知，全运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今天，我国已进入了市场经济时期，况且中国已加入了WTO。如果不从新的观念去讨论问题，便会使人困惑。

　　　 有人说，我们的全运会已较之当初做了大量改革，如：全运竞技改革、奖励计分办法、优化资源配置等等。但仔细分析，上述诸多改革并没有一点市场经济改革的味道，仍然是上级指令的行政改革而已。

　　　 从市场经济改革的角度看问题，全运会不会立即消失，在一段时间内还有其积极作用。因为一，国民的富裕程度还没有达到全体或绝大多数人可以花钱买健康的程度。二、竞技体育项目目前能推入市场，并产生经济效益的还仅限于足球、篮球等不多的几项。大部分奥运项目如击剑、赛艇、举重、羽毛球、射击、射箭……甚至游泳、田径等一时还得不到市场的认可，还需国家投资，举国体制。一旦国力更强、百姓更富，市场便会扩大。那样，各单项协会便可组织项目的全国比赛，或派选手参加各种国际大奖赛、分站赛，高水平的人才照样会涌现。

　　　 但这并不是说，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就只有全运会一种方式；更不是说，各级体育官员就只能等待而无所作为。近年来，继足、篮球之后，排球、乒乓球、武术散打等项目都积极想办法利用市场资源进行改革，使其活跃在体育大舞台上了。

　　　 看来，只有真正读懂中国改革这本大书，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更新观念、敢冒风险，不为乌纱，只为中国的体育事业和百姓的健康，才能使体育改革、体育产业开发收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服务于民、娱乐于民的效果。反之，全运会的改革会越来越困惑；全运会的路会越走越窄；官也会越当越跟不上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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