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杰：阎内阁蒙面袭击假面舞会(上篇)

　　(五)足球乃帝国，刀枪皆不入

　　中国足协的“灭鼠”一战是有史以来最严厉的一次“剿匪平叛”行动，阎内阁能够不拘小节，继而同仇“假”忾，殊为不易。尽管这算不上扭转乾坤的惊天大捷，但这一行动鲜明地寓示了一个事实：中国足球在假球的咄咄攻势下不再缩头夹尾节节败退了，双方的对抗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本人“假打”和“打假”的持久战一说，因而有感重发。

　　担心打假会导致两败俱伤的争论可以休矣。中国足协此次快刀斩乱麻，安全系数其实很大，除了处罚方式蕴含着种种玄机和谋略，“足球王国”自身所具有的先天的免疫系统，更是充分保障其履险如夷的“宙斯盾”。首先，有关俱乐部退出足坛的威胁像失效的炸药，是“老三篇”的理念，已经难为不了现在的足协和中国足球市场，这种声音也让公众的耳朵听出老茧了。此外，受罚俱乐部撕破脸皮与足协打官司，怎么打？在哪打？找谁去打？谁和你打？……事实上，从一家俱乐部在中国足协合法注册那刻起，它将同足协打官司的可能性便自动消失了，便被它认可并愿意恪守的“章程”给剥夺了。

　　来看看以下资料：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草案)》第十四章“争议处理”第六十七条“国际足联规定”第一款：

　　“中国足球协会、中国足球协会会员协会、俱乐部，保证遵守《国际足联章程》的规定，不将自己与国际足联、亚足联及其会员协会和俱乐部的任何争议提交法院，而同意将争议提交各方认可的仲裁委员会，并接受仲裁委员会的裁决。”?

　　第六十七条第二款：“中国足球协会及其成员在对仲裁委员会人选有异议时，将接受国际足联执行委员会指定的仲裁委员会，并保证遵守该委员会的裁决。”

　　第六十八条“中国足球协会规定”第一款：“中国足球协会各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应保证不得将他们与中国足球协会、其它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及其成员的争议提交法院，而只能向中国足球协会诉讼委员会提出申诉。”?

　　第六十八条第四款：“中国足球协会各会员协会、会员俱乐部应将第六十七、六十八条写入其章程中。”

　　对足球问题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人都清楚，长时间以来，司法介入“足球事务”之卡壳，主要受阻于“足球章程”的天然的排他性。足球在任何国家和社会中都是相当独立的自成一体的奇特系统，人们尊重足球的传统并且给予足球可观的特权，这一点无可厚非。这一点恰恰确保了百年足球有效地超越国家、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体制等等篱笆，得以可靠地流传和发展。在客观上，凡是与足球有关的“足球内政”，不容外部力量轻易插足。从世界范围看，国际足联不论是外延还是内涵，不论是组织形式还是文化特征，俨然就是一个超国家的“国家”，是一个有点像“联合国”的独立王国。

　　其次，足球内部的行规家法和管理条例非常独特和专业，实施的方法和手段完全以足球的价值观念为圭臬，完全是围绕足球而量身订做的，外人的价值观是非观善恶观，直至法律观，不一定与之丝丝入扣，有时还会出入很大。一句话：足球帝国的相对独立性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是一种绝对独立性，这种“绝对独立性”中的一些内容同现代文明“井水不犯河水”，甚至有着格格不入的尖锐矛盾。

　　我断言俱乐部就“足球事务的纠纷”与足协打官司“没得可打”，指的就是这个原由。即便我在心里同样为“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的无辜者抱打不平，我的思考却只能徘徊在问题的症结之处：足球这个由体育游戏而演变缔造出来的“帝国”，究竟应该与现代社会保持何种程度的距离才更合理？

　　(六)失足千古恨，回头金不换

　　长春亚泰和绵阳太极是这回“打假风暴”中的两个“重灾区”，他们挨打后反应强烈是情理之中的事，因为这是两支唯一遭受了“降级”处罚的嫌犯。人们容易看明白绵阳从甲B降入乙级的形态，却不容易察觉亚泰从甲A降入甲B的状况。

　　从10月6日到10月16日，亚泰实质上已过着甲A“贵族俱乐部”的生活，以甲A一员自居了，俱乐部的冲A庆功宴与中国队的冲杯庆功宴在同一时间摆开，长春球迷也喜气洋洋地把欢庆亚泰队冲A大游行与欢庆中国队冲杯大游行合二为一。那可是长春人如假包换的双喜临门。那10天的美满和甜蜜足以让吉林足球人和球迷记住一辈子。正如袁世凯才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末代皇帝”一样，亚泰仅仅在甲A的宝座上坐了10天，就被阎内阁一巴掌给打了下来。

　　对亚泰等俱乐部遭打，舆论界额手称快，国家队里的几乎所有人也都拍手叫好。我那几天格外留意两个人的“峰”向，一个是长春籍的国脚李玮峰，一个是吉林籍的作家洪峰。在我的视线中，这两人是吉林的“足球骆驼”在沙漠中跋涉时，两座若隐若现的标志性“驼峰”。我不知道他俩是否会夹在“情与法”的山谷间保持悱言的沉默，是否会让我接收到一股打动人的力量。产生这个念头，是因为我的一位长春朋友为亚泰受罚悲愤之极，控诉道：“人生之辱，莫过于此！”

　　那几天，几个同为球迷的文学界前辈怂恿我去走访那五家俱乐部和“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像八五年的刘心武先生那样写一部《5.19长镜头》风格的“纪实小说”。如果不是时间倒不开，我差一点联合将我聘为专栏作家的《羊城体育》，共同去做下这个“球殇”课题。坦言之，我对受刑者“入狱”后的处境，心里没有丝毫幸灾乐祸的思情。我知道我是想感受“灾区”的痛苦或悲哀，想寻找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幽怨，想听到洗心革面的忏悔或装腔作势的辩白，这种心理定位同汪晖在《生态平衡》一文中另类剖析的“水至清则无鱼”和“生物链制约理论”有相似的共振。

　　难道不是吗？“10.16”的宣判，在中国足球的王国里砌起了第一座大容量的高墙，那高墙里的世界与我们的精神世界依然是息息相通的。那高墙里的悲欢离合及其丑陋罪恶，是我们足球历史和足球情感的一部分，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那里的故事不是孤立存在的，没理由不成为我们牵挂的心事。那里并不是被我们遗忘和遗弃的非人的角落。

　　我们承认义不容情是人间大理，违法犯纪要受到惩罚和为此付出代价是天经地义，然而，在这之后，哪怕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不会排斥“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期待。阎世铎让舜天老总潘强“在困境中像男人一样工作下去”，虽然听上去有点像猫哭耗子，但也透露了阎世铎别无选择背后的人情味。张吉龙“肯定有人会被解冻”的表态，富有弹性，很有刘伯温“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的意思，为一些能够证明自己含冤及清白的申诉者留了根稻草。

　　可以肯定地说，到了2002年1月15日足协所限定的“整顿”日期后，将会有认真伏法整改的俱乐部被“取保候审”及酌情解除制裁，也将有大批“改造”良好的受禁球员被“减刑和假释”。据悉，阎世铎“从重从快”镇压假B骚乱的决定得到了主管体育事务高层领导的首肯和批准，而“处罚通知”全文也是阎氏逐字逐句审读和修改过的。他拨乱反正和惩前毖后的狠心与他保护足球市场及关心球员利益的“怀柔情愫”同样是一枚硬币不可分割的两面。

　　阎内阁为什么不处罚同在一场风波中的“外国人”，我觉得这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同崇洋媚外是两码事。阎世铎何等精明之人，他关起门来清理门户，本已勉强为之，加上家丑不可外扬，何苦要把外籍教练和球员拉扯进来？最关键的是，停止外援注册和禁止外援转会这样的重刑，弄不好会搞成足球外交事件，导致足协全盘计划陷入被动，使打假节外生枝。

　　这从反面证实，阎内阁没有否认此次“打假”之局限性。

　　(七)伐谋攻敌心，清洗象牙塔

　　足协取消五家受罚俱乐部两年的引进球员资格，并对所有受罚球员禁赛一年，禁止转会两年，这一招正所谓“与其扬扬止沸，莫如釜底抽薪”。这是一个争议很大、影响深远的“酷刑”。这让我联想起某些大国对一些敌对国家实行军事打击时，所配套实施的严格的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

　　亚泰和绵阳所面临的窘境，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受到了“降级”的毁灭性鞭挞，还要和其他三家“同案犯”一道，承受严峻的“经济封锁”。足协双管齐下的判罚，确实使他们“伤了十指，又断了八指”。有鉴于此，亚泰认为“此次处罚不公正、不合理、无依据”，恳请中国足协改判，“恢复长春亚泰足球俱乐部晋升甲A资格”。绵阳认为“足协的处罚是个大笑话”，认为把绵阳俱乐部列为头号“罪犯”进行两次重复的重罚，天理何在？

　　在阎内阁不予理睬后，走投无路的亚泰赌气宣称：“对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在不按规则、不讲证据的情况下擅自否认亚泰队比赛成绩、取消甲A资格以及其他不公正的处罚，将依法律程序、按比赛规则进行申诉”，“将不仅向亚足联、国际足联进行申诉，同时还将诉诸法律，以讨回公道”。

　　境遇凄凉的绵阳也放风说，等中国足协的处罚文件一到手就要上诉。与此同时，五家俱乐部中个别不服被罚的球员纷纷喊冤，暗讽足协是“焚书坑儒”，表示如果向足协申诉不果，也将上书其上级足联或跳上法庭讨个说法。

　　如同有意要回击这些挑战，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于10月20日致函中国足协：“……祝贺做出这样一个大胆尝试，因为这对于打击足球界的贿赂、腐败、暴力及假球都非常重要……亚足联将全力支持中国足协的举措，对于这样的邪恶力量我们不能有任何妥协。亚足联将在中国足协与丑恶势力的斗争中随时进行协助及合作。”

　　我估计，如果需要，国际足联的类似函电也能很快到达阎内阁的案头。亚泰、绵阳的徒劳折腾是本能的条件反射罢了，硬着头皮顶下去，于事无补。相比之下，舜天、绿城、五牛的低调，与其说是兔死狐悲和迷途知返，不如说是忍气吞声和知难而退。在应付危机方面，舜天的头脑显得更为冷静，态度更为明智，可谓“最识时务者”。近日媒体上频繁冒出一些“煽动受罚者打官司”和“2002年将成为中国足协被告年”的论调，乍一听充满法治理想和人文关怀，细究其言，惟恐天下不乱的炒作意图充斥其间，陈旧的论点和论据尤其令人不忍卒读，拾人牙慧，离题万里。

　　譬如，关于假球的“证据”，阎世铎所言“众所周知的三场(比赛)极不正常的表现和结果，就是最好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有深刻理论背景的，并非阎氏的满口荒唐言，更不能说明阎氏乃“法盲”。我记得，早几年就有圈内圈外的专家郑重提出过“比赛表现和结果即证据”的学术主张，一度作为比较重大的足球理论引人关注，有点资历和见识的人都不会对此一无所知。

　　面对以发展的眼光重新看待证据论的“世说新语”，从前囿于“证据”而作茧自缚的那个平庸刻板的足协，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极度缺乏更新理论和“变法维新”的能力，悟不出这个“无招胜有招”的道理。郎效农当年“没有证据，足协打假将碰得头破血流”的言辞，既诚实无比又木讷透顶。以往每遇打假“证据”关口，足协总是不善于动用自己“足球帝国”的某些特权，总是抱着火箭炮向拎着烧火棍的窃贼妥协投降，扬短避长，徒留一地笑柄。

　　法律意识这种东西，说到底就是一个与大多数人的精神意志有多大关系的问题。在足球领域，取证和举证的方式同非足球领域的方式不可能完全一样，强求足协绝对服从“证据”，一来它没有司法机关那样的侦查、审讯和审判力量及职业手段，二来有点像强求洞房里的新娘子必须要有“处女膜”，或芳龄寡妇为了贞节牌坊必须要为亡夫终身守寡。严肃点说，在性质不同的案例中，证据的性质也是不同的，对证据的要求也是不尽一致的，对证据的法律解释也存在差异。足协纪委作为足球界的“执法机关”，开始使用诸如“行业对其评价如何如何”的执法术语，是“足球法律”的特性使然，理应受到外界“求同存异”的理解和承认。

　　如此看来，看似外行的“学而优则仕”的阎世铎的确是个睿智过人的革新之人，不仅有胆识去玩这个“证据新解”的“空城计”，还精明到只字不提“假球”二字就把“假球者”给整治得抽筋岔气，生不如死。套用一句江湖俚语，此种高明是，高，实在是高！

　　古兵书《武经总要》说：“伐谋者，攻敌之心，使之不得谋也。”阎世铎最让人激赏的，正是“以谋略胜敌”这一点。我不知人们是否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对黑天胡地里的大小恶鬼，阳间的专政机器和礼数规矩不很管用，只有比恶鬼更专横、更乖张、更狡诈的阎王才能切实降伏鬼魅。

　　种种迹象表明，阎世铎及其阎内阁试图捕杀的第二批死鬼，将是某些贪赃枉法的黑衣判官。这种内部的肃反行动比对外的“灭鼠行动”要省事得多，悬念仅在于，阎内阁“肃黑”时会不会公开提及“黑哨”二字？提与不提，是大有学问的。

　　依我之见，阎世铎届时仍然可能绕开“黑哨”的提法而剑走偏锋。足协目前打假扫黑的依据是2000年3月21日修订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违规违纪处罚办法》，坊间俗称“新法”，那里面已取消了原有的“假球”定性条款和处罚细则，改为对“消极比赛”重新定性，而且增加了对俱乐部、教练员、运动员、工作人员“行贿受贿”行为的明确处罚条款。这一变故也是当初阎内阁回避“假球”字眼的现实原因之一。

　　顺此推理，“肃黑行动”虽然另有“裁判纪律手册”应对，处理结果一般也不向公众广而告之，但阎内阁的思路和战术应该与这次打假异曲同工。

　　毫无疑问，在仔细评估了“灭鼠”的战后统计资料后，阎世铎的下一个作战目标将不可动摇地圈定在裁判中的那些害群之马头上。这事该怎么做，他委实不需要任何人提醒和催促，这是他和他所领导的中国足协真正走出“象牙塔”前，必须要清除的一个心腹大患。(杨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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