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足昆明集训，球员来了，米卢来了，阎世铎来了，“狗仔”们也来了。打小组赛后就天各一方的“国家级”狗仔们聚在一块，自然少不了开始狗仔们的话题……

　　向狗仔致敬

　　姬宇阳：最近有位德国的“狗仔”队记者写了本书，这位记者多年来一直在美洲好莱坞偷拍大明星。谈到自己为什么要当“狗仔”？他倒也很坦白，其实就是一个钱字！此君曾经拍到过一张老影星幸康纳利与一位秘密情人接吻的照片，这张照片为他带来了6万美元的收入。读者对名人隐私的渴求，这才是“狗仔”队生长的土壤。

　　董路：没错，上次李铁在昆明开房风波的几张照片，最后是以天价被一家媒体收购，如果属实的话，这是中国新闻史上成交价最高的照片。照片也被朋友传到了我的信箱里，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我电脑前排队争着看这个女孩长什么样，我觉得，大众对于名人的隐私还是很感兴趣的。

　　姬宇阳：如果某个中国球星和秘密情人的照片也能卖到6万美金，那我也一定会去当“狗仔”。问题在于，中国足球水平太臭，话说得再白一些，为中国足球当“狗仔”，我觉得不值。中国足球的技战术不值得一谈，就算谈也没什么可谈的，也正是因此，所以中国足球也只能靠场外的新闻来吸引观众。对于马上开始的十强赛，我有种强烈的预感，众多足坛“狗仔”队这次肯定会有事可干，尤其是当国家队在十强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队只要输球，肯定都会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狗仔”新闻。

　　李承鹏：未必。我从不把“狗仔”这个称呼当成是对记者的侮辱，这反倒是个光荣的称号。一个不对新闻线索保持狗鼻一样的灵敏的记者应该被老板炒鱿鱼，我最讨厌那种开个会，拿点红包，写些泛泛而谈文章的记者，这种记者只能给消费者提供大路货，过时了。

　　姬宇阳：不过，足球记者现在名声不好，很大原因是因为足球界里近年来出现了不少“狗仔”队。如果说写球员隐私就可以被称为“狗仔”，那么，我敢说80%的足球记者或多或少与“狗仔”沾边。4年之前，我曾经应一家上海生活类周报的要求写过一篇关于申花球员玩名牌的故事，文章出来之后，申花队当时的领队戴春华就这篇报道与我进行了措辞严厉的辩论，但是另一方面，很多读者却主动告诉我，说这篇东西很好看。

　　董路：对，先不说“狗仔”队应不应当存在，那种锲而不舍的“狗仔精神”是令人佩服的。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的球员每个人都拥有一份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狗仔精神”，中国足球或许早该进世界杯了。

　　李承鹏：有些人天天大骂“狗仔”队，但他(她)看戴安娜遇难的内幕新闻比谁都起劲、翻开报纸自己先找花边儿，享受完了还骂一声“呸”，这使我想起当年有些人看“内部电影”，那个劲直叫“如痴如醉”呀，但电影一结束却人模狗样地说：“太不健康了，应该砍掉某某处！”牌坊立得很高，人格很卑下。

　　姬宇阳：可惜你们两个都不算“狗仔”队，你们还没有这个命。

　　李承鹏：我评论写得多一些，还不配“狗仔”称号，但也有几次引以为豪的经历，最近的一次就是与《南方体育》杨铭一起跟踪追击“丁阿姨”，想方设法把那套国家队心理测试报告弄出来，这份文件大部分国家队队员都未知全貌，里面有详尽的数据、指标、兴趣、人格倾向……最牛B的是我们是在报告出台后仅几个小时候便拿到了。那天晚上，哥儿几个很兴奋，又揣揣不安，这个料很猛，不仅可以让专业人士感兴趣，也可以让一帮追星族更深了解自己的偶像。我们的技巧是高明而丰富多彩的，虽然由于有关方面干预登在报上的内容只有1/3，但藉此我和杨铭可以在江湖“狗仔”排行榜里排列前30名。

　　董路：我也一样。1998年10月，足协在京召集全体甲级队教头对霍顿进行集体“公决”，一个晚上，我的一位朋友，他是足协旁边一家酒店的总经理，打电话告诉我，几个甲A、甲B教头正在酒店的夜总会里与小姐喝酒作乐。我当时便趋车赶到，果然见到了几张“熟悉的面孔”。但后来我还是没有将之写成“独家新闻”，我软弱的性格或许注定当不了一名称职的“狗仔”。

　　李承鹏：如果十强赛出线，我一定要纠集一帮狗兄狗弟，向阎世铎要求颁奖，“向七年来如一日的足球“狗仔”队致敬，他们虽然混乱，但更多的是帮忙，他们虽然闹得太凶，但炒热了足球市场，如果说记者是狗，足协就是骨头，狗与骨头的关系才是真正的一家人关系，军功章里有骨头的一半，就有狗的一半，我谨代表中国足协向7000足记发奖——最佳“狗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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