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晨在头痛，痛不欲生的痛，因此马加特也开始头痛，两个“头痛”的人引爆了中国球员海外踢球的生存内幕。

　　对杨晨的声援，如果还停留在“娘家人”式上的义愤填膺无疑是细稚的--声讨马加特、声讨施拉普纳，甚至声讨背后的“新纳粹主义”将于事无补，我们必须正视--中国球员的性格是否是悲剧命动的根源。

　　性格决定命运。你不愿在酒馆里喝扎啤，你不愿说出发音浊重的德语，你甚至不愿意绽开一丝微笑表达自己的善意，然后别人就要“FINISH”掉你！

　　马克尔斯说，如果没有兽性，你永远成不了森林大帝；凯撒说，如果你不是罗马人，你永远统治不了罗马城；而谢晖在1995年也说，不会吃六成熟的牛排，就很难真正融入外国人。

　　“是我来适应德国，还是德国来适应我”，问题就这么简单。在品行上堪称中国球员杰出代表的杨晨，如果无法服从德国，当然就不能征服德国，这一点，拥有八分之一外国血统，能把英语说得和上海话一样纯熟，并很习惯地穿着削肩手工呢大衣在机场与施拉普纳行亲吻拥抱礼的谢晖在海外“四大飘伶”中无疑是唯一的反证。

　　最勤勉的杨晨、最敬业的杨晨、最谦逊的杨晨，一切都符合着中国人关于“好小伙”品行标准的杨晨，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我们必须检视一下中国足球的教育是否危害着中国球员海外生存发展。

　　“中国式性格”，就像器官移植一样必须遭到另外肌体的排斥性。谢奕说：“生于1977”；我说，“生于悲剧性格”......在中国“酱缸教育”里腌制的产品，很难调和外国人的胃口。我们必须学会像外国人一样的生活，才能学会像外国人一样的踢球。这就是所谓的“足球文化”。

　　在发自遥远佩鲁贾的各种“家书”中，我悲哀地发现马明宇不断的“今天仍没有上场”、“明天我将学语言”，以及“习惯了多加咖喱的牛排”等信息。

　　什么样的教育环境制造出什么样的性格，什么样的性格将制造出什么样的命运。

　　中国球员尚不及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便匆匆上路了，这像极了当年涌动“出国潮”的第一代移民。

　　“第一代移民”，是必须付出代价的，改变生存环境的急迫心态与客观存在的“卑微”门第之间的矛盾将让他们产生强烈的受挫感。就像那部电影《移民》，要么在坚守中消失，要么在跪姿中生存。

　　我们以为生在闷热的船舱里横渡了大西洋就到达了乐土，但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为险峻的生存挑战。

　　唯一让我们宽慰的是，我们还有“第二代”、“第三代”，在漫长的“服从”之后我们也有“征服”的一天。

　　因此，让头痛欲裂的杨晨学学《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吧，王启明站在巨大无比的纽约机场大叫“我在美国就混了！”

　　这将是中国足球员突破悲剧性格的唯一出路。(李承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