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费胜昔中国围棋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中，经历了一段“黑暗的日子”，众国手先败于“富士通”，再败于“春兰杯”，三败于“亚洲杯”，连战连北，其风声鹤唳的仓皇情状较之当年三国擂台赛全军尽墨、“输得只剩裤衩”的狼狈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围棋到底怎么了？

　　说来奇怪，一面是“敢为天下先”的中国围棋联赛举办得如火如荼，引发国际性的影响和关注，另一面却是中国棋手在国际赛场“兵败如山倒”，什么样的棋都敢输。两者相互激荡汇成了中国棋界独特之现状。此种“跷脚”病状的症结何在呢？“中国缺乏顶尖棋手”此言发自与中国棋界渊源极深的藤泽秀行之口可谓切中要害。多年以来，我们始终走不出一两位代表人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怪圈，而人们也总是把所有希冀都压在那一两个并不牢固的篮子里，承担起这个不堪重负的“篮子”功能的先有聂马，后有常、周，结果常常是一旦他们在大赛中有个闪失，便是鸡飞蛋打、不可收拾，而不像日韩那样常能有“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意外之喜。

　　然而，造成中国围棋在世界赛场长期不能出人头地、扬眉吐气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全局性“薄味”，更致命的还在于所谓代表人物昙花一现般的“不可倚靠”，顶尖棋士巅峰期之短暂真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而聂马等人贵为“一代天骄”，其由盛而衰、终归没落的弈途沉浮之路竟如出一辙，由棋手因成名而一转成为“社会名流”后在浮躁的氛围中根本不可能有“吾养吾浩然之气”的沉潜心境和执着定力，滋长的只是难以抑制的躁动和以求一逞的投机心理。

　　当一位棋士由棋界名人变为社会俗世意义上的所谓“名人”后，接踵而来的种种诱惑对其而言不啻于又一次“生死抉择”的考验，棋手的文化素养和求道精神在这里起着非常巨大的作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安逸了是不能始终鞭策自己保持最佳竞技状态的。

　　那日韩棋手为何能长久保持良好的竞技水平呢？除了有赵治勋所说的“一输棋即感到世界末日来临”这样残酷竞争环境和生存压力外，棋手对围棋的投入和对棋道的追求是最重要的原因。藤泽秀行在半百之年虽被人称为“一年只赢四盘棋的棋圣”，但他为了准备大赛忍痛戒酒的决然，抱病血战的豪勇，都使其羸弱瘦小的身躯在棋枰旁显得异常高大，不怒自威。

　　棋道不仅是竞技，更是一门艺术，作为棋手也应具备几分艺术家的气质，一旦投入艺术创作就浑然方外、物我两忘，为臻棋盘上的至善至美孜孜乾乾、耐得住砥砺的寂寞和求索的孤单，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棋手中几乎看不到这样一种精神气质和信仰的力量，更多的是“得志便猖狂”的放言不羁和互不服气的“文人相轻”，甚至有大棋士声称“从来没有热爱过围棋”，不管当时的语境为何，不管是否只是为了表示自己无所羁怀的洒脱，但作为一个视棋道为生命的棋手是决不该说出这样的话来的。难道围棋只是一种手段、一种技能，而不是极致的追求吗？其实工匠和艺术家之间的鸿沟不就在于此吗？

　　我们似乎已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以“七小龙”和”众小虎“为代表的第4、第5代棋手身上，但我们并不奢望能从这些年轻人身上窥见更多日渐式微的人文气质，正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他的名著《名人》中所反映的那样，这种围棋的传统美韵已随着滋养它的时代一起一去不复返了，但我们至少可以期待一大批“热爱围棋”的纯真的年轻人能带来荡涤沉滓的清新气息，中国围棋太需要这样的“清风”了。